汉匈全面战争破解(八阵图真的能困住十万雄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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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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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匈全面战争破解,八阵图真的能困住十万雄兵吗?
以八阵图困住东吴的十万大军,这是民间的说法,虽然是流传已久,但这个故事能够让民间都知道,还是要仰仗于《三国演义》:
逊笑曰:“此乃惑人之术耳,有何益焉!”••••••逊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枒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
看了这段话的描写,让人们不由得就会认为,八阵图简直是神乎其神,犹如仙法一般。可事实上,又怎么会有如此玄之又玄的玄妙阵法。历史上确有八阵图的存在,但绝没有小说中“荒诞”。
分析“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是杜甫所做的《八阵图》,由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八阵图在民间的流传,要早于三国,而且根据杜甫所写,这个阵法的确曾经对东吴产生过威胁。
诸葛亮虽非神人,但在民间早已有着神仙一般的地位。关于他的传说那是数不胜数,武侯奇门,木牛流马,八阵图,这些都是诸葛亮的“跨纬度”创作。
只不过,回到真实的历史上,八阵图虽然厉害,但想以八阵图困住十万雄兵,也是需要有相应兵力的。而且,这个阵法也并非无从可破,更为准确地说,八阵图并非一阵,而是“阵”之组合。
“阵法”的流行曾几何时,“阵法”是一个极其流行的“战斗方式”。在西周到东周的那段时间里,“阵法”有时甚至是“礼仪”的一种代表。
就好像是武林高手用意念比拼,在一段时间里,对阵双方所比拼的就是“阵法”。这种比拼不是说刺刀见红,而是说双方布阵完之后,让对方的将领来“破阵”。
如果对方将领能够给出“破阵”的方法,那么战斗就宣告结束。听起来有点像墨家以器具退兵一样,匪夷所思,可在那个年代,有时候就是如此草率。
或许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或许是因为生育能力不足,不想因为交战而损失人口;也许是对礼仪的一种延续。
总而言之,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只会出现在“评书”中的桥段,在历史上真的流行过。也正是因为它的流行,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阵法的存在。
而提及阵法,人们一定会想起《周易》,正所谓“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杜景死京开”这一套出自奇门遁甲的基本原理,成为了后世阵法的“渊源”所在。
八阵图提及八阵图,我们就必然会提及八卦。后世所有的阵法演变,基本都离不开八卦。不管是五行五方,亦或者八阵八卦,其布阵之最大原理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方位。
虽然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方、八位都有各自对应的属性,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布阵对应了方位就真的有其所对应的“五行阴阳”的属性了么?
听过评书的人一般都知道这句话“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但这些东西不过是来自于“传说”之中,事实上,占据了东方就会有“木的属性”了么?
或许会,但即便是会,这也是少数人,少数范围内才具备的“特别之处”,并不能成为广泛且普遍存在的真理。
而事实上,八阵图也绝没有传言中那样神乎其神,其实就是八种阵法的组合。这八种阵法并没有什么极其“玄之又玄”的地方,只是诸葛亮对于前人阵法的一种改进。
所谓的八阵图,其实就是几种名字听上去很牛:天覆阵、地载阵、风扬阵、云垂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蛇蟠阵。而实际上,使用起来,肯定没有听上去那么牛的阵。
譬如八阵图中的天覆阵:天阵十六,外方内圆,四为风扬,其形象天,为阵之主,为兵之先。善用三军,其形不偏。
从这个“赞”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这个阵就是一个外圆内方,护卫中军之阵。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稳”,把中军或者统帅,围护在阵中,以便指挥外线作战。
再比如说风扬阵:风无正形,附之於天,变而为蛇,其意渐玄,风能鼓物,万物绕焉,蛇能为绕,三军惧焉。
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和评书中的“一字长蛇阵”极其相近,其实就是“线”阵。用步兵或骑兵,以外线包围的方式对敌作战,但这需要的是“兵力”以及灵活性。
阵法,不管说得再如何玄妙,它所要针对的都是人,是战士,而这些战士在古代也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步兵一类是骑兵。
而阵的核心,也无外乎是人,最多就是增加一些“地势、气候”因素。可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地方的士兵。
至于说如何对付,也不过就是进攻与防卫两种,当然也会有防守反击等方式,但大原则不会改变。布阵的原理其实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布阵就是为了护卫、防守、进攻、突击,用李靖的话来说,任何的阵法都脱离不出一个大的原则:
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而如果我们要是简单地理解这句话,那就是“围”“环”“闭”“护”“绕”“合”等形式。高明之处就在于谁去指挥调度。厉害的是调度阵法之人,而并非阵法本身。
战国时期的赵括绝对是精通阵法之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阵法。说他是战国“阵法理论”大师丝毫不为过,可他的阵法再厉害,还是败给了白起。
破阵“布阵”与“破阵”,阵法的高低,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没有绝对破不了的阵法,只是看谁去破阵。
不过“破阵”的人,一般需要了解这个阵法,只要了解了这个阵法的原理,就自然可以破阵。根据《晋书》记载,桓温起码是了解《八阵图》的人:
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 文武皆莫能识之。及军次彭模,乃命参军周楚、孙盛守辎重,自将步卒直指成都。这里面的八阵图,自然不可能是诸葛亮在作战中实际使用的八阵图,而是他所造的八阵图之模型。
桓温看到之后,说这个阵是“常山蛇势”,说明桓温能够识得此阵。常山蛇是一种能够首尾呼应,相互救援的蛇,桓温既然懂得这个原理,那就可以破了此阵。
而桓温的这个说法,其实也就印证了八阵图中的“风扬阵”,就是所谓的“一字长蛇阵”,一种以“呼应”与“包围”为布阵原则的阵法。
这种阵法想要破解,只需要冲破中部,让其不能完成首尾呼应。如果要是更为稳妥的话,那就是进行分割包围。
还有上述所说过的“天覆阵”,这种阵法要是破解,只需要用重骑兵进行冲阵就可以。当然了,如果布阵方在外围增加防御措施即“壕沟”“巨鹿”之类,那就使用“沙袋填充”和“步兵冲车”就可以了。
结语阵法是否厉害,不是取决于阵法本身,而是取决于调度阵法的人。
而是否能够破阵,也是取决于人的因素。只要破阵之人能够充分了解此阵法的原理,那就可以破解此阵。
同是军事大家的李靖,既然在八阵图之后将此阵进行了改进,那就说明他能够破解八阵图。否则的话,他也做不到改进。
2. 三国演义里貂蝉的结局是怎样的?
三国时代是一个群雄逐鹿中原的战争时代,争夺天下需要一定的武装力量,但是同时而、权谋之术也是同样重要的,有时权谋之术甚至较之武装力量更为重要。和前代相同,几乎提到权谋,尤其是男权时代的权谋之时,都离不开的是一条,那就是“美人计”。美人计因其在一群五大三粗的男性中展现的柔情独具魅力。貂蝉便是在这些权谋作品中上演的一出非常精彩的“美人计”的“工具”。
貂蝉的形象无论在民间传说、地方传播的歌谣、草根野史的记载、地方志文献等相关的记载都是简略而零星的,在被誉为帝王家事的正史二十四史中似乎无迹可寻。关于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貂蝉这个人的相关争论,时有发生,关于貂蝉的真实身份,也是也众说纷纭。但是沈伯俊先生曾经表示过,他曾经撰文明确的指出过,没有貂蝉这个人,貂蝉的形象完全是从宋元以来随着戏剧话本等艺术形式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精彩浪漫想像塑造出来的虚构的文学形象产物。
貂蝉这一形象作为三国相关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本来并不存在的人物形象,主要还是来自经过加工的艺术创造,貂蝉的形象可以说是后来的文学家们、艺术家们、编剧们在宋元以来流行的传奇、小说、话本等文本形式或口头流传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的加工和浪漫的想像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可以相当肯定的说,貂蝉是是虚构而来的。
根据史书的记载和通俗的文艺作品的相关叙述,貂蝉的形象以及其身份的来源应该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根据《三国演义》中,貂蝉是王允府中的歌妓,是王允施展“连环计”的最大诱饵,后来吕布为其杀董卓,纳其为妾室;
第二可能是来源于元代流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一出,这里的貂蝉是吕布的妻子,貂蝉曾经跟随吕布在军中生活,后来因为黄巾之乱世道混乱被迫不小心间和吕布离散;
第三中可能是根据《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而来的,貂蝉还不是“貂蝉”,只是董卓的婢女,婢女和吕布私通,引发了后来董卓与吕布的矛盾。
这些记载中虽然不见貂蝉的名字,但隐约可以感觉到“貂蝉”形象的身影。
关于貂蝉这个确切的任务,无论何种史书中其实都没有无明确记载,但是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仅有的一些文字中似乎可以看见未来成型的“貂蝉”形象的影子。《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中记载有:“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也就是董卓信任吕布,让吕布守在自己家里,也正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吕布竟然和董卓家里的婢女搞上了。同时《后汉书·吕布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所表达的意思几乎一模一样。
这两本书的记载内容基本相同,吕布和董卓不是日久生情反而处久了结怨,吕布反而与董卓婢女日久生情,两人私通,吕布心惊胆战,直到董卓脾气不好,生怕事发自己性命难保,恰好这时王允想要拉拢吕布,他成功的说服了吕布作为内应,到最后吕布成功的刺死了董卓。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既没有提到后世的文学作品大都津津乐道的“连环计”,也都没有提到“貂蝉”的名字,也没有描写貂蝉的美貌,更不要说吕布因貂蝉和董卓反目成仇了。但是,书中提到了董卓的婢女,正是这位董卓的婢女在吕布与董卓的关系恶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都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相应章节的情景。王允将貂蝉作为礼物分别送给董卓和吕布,造成二人矛盾吗,使得两人关系破裂,为安抚吕布诛杀董卓起到决定性作用。
到了元代时候,出现了《三国志平话》,其中已经有了“貂蝉”这一人物称谓,也有了王允“献貂蝉”的美人计。元代的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之中塑造貂蝉的形象较前代即细致又成功,总体而言对貂蝉的行为也是持有肯定的赞赏态度。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所着的《三国演义》中更是完美地为读者演绎展现出了“连环计”的故事,貂蝉的人物形象塑造到此基本定型。由此可见,元明时期流行的三国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提及貂蝉时,已经逐渐地从主要表现和突出事件的相关人物向重视貂蝉个人形象的塑造上转变。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到的貂蝉形象是在《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的基础上发展塑造而来的文学形象,罗贯中在创作中完善了《三国志平话》中关于连环计的相关情节,修改了貂蝉作为吕布之发妻的原本身份,将其改为自幼被王允收养的女孩,是王允府中一位色艺俱上等的歌妓。同时写作貂蝉为了报答王允收养的恩情,为救天下的苍生黎民百姓,巧妙的运用智慧,精彩导演了“凤仪亭”这出戏,成功的实施了“连环计”,最终使得吕布与董卓的关系破裂,并借吕布之手杀掉了董卓。
《三国演义》本来描绘的是相当典型的男性争权夺利的世界,作品里的女性几乎无一不被描绘成是男性的附庸,她们的婚姻缔结,也往往都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所采用的的手段,如刘备和孙尚香的婚姻。而貂蝉则又是另一个典型,王允利用貂蝉的美色作为武器,以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在这里貂蝉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突出了貂蝉作为“女性”的利用价值,貂蝉完全丧失了个人的自我,纯粹的成为男权统治下开展的政治斗争中的所使用的工具和牺牲品。
整个情节曲折婉转,充满了故事性,充分的展现了与之前已有的《三国志平话》、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以及以及其他相关着作中不一样的貂蝉的人物形象。而且罗贯中最后还是将功劳全算在了男性的身上。这一章结尾诗中说:“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样的描写和对貂蝉命运结局的安排都充分的说明了貂蝉其实只不过是男性利用的一个政治工具而已。
而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贞节是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但是在三国故事事中,在与貂蝉相关的故事情节中,在男人们的政治利益面前,貂蝉作为女子的这样一种最高“荣誉”被所有的故事书写者忽略不计。
3. 为什么汉族基本都是炎黄直系后裔?
在这一块知识上浆糊太多,造谣的人也太多。
题主就是个浆糊,这个问题提的本身就错误重重。还有就是回答此问题的这些人基本都是一点都不懂的人,但他们就是敢胡说八道。所以我老人家又不得不出来辟谣和普及常识。
首先说九黎,九这个数理在中国文化里普遍存在并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例如九五之尊,九州也之古中国。想想,古人如果与九黎毫无关系会把这个数理广泛使用在重要文化里吗?要知道近代之前的人无论做什么事对数理的讲求是十分严格的,是不会乱来的,家具尺寸的尾数都必须符合规范。是到了现在才乱套的。
九字甲骨文很明显就是一个鱼钩造型,也就是鱼钩蝎子文化。这个文化便是我们的核心图腾了,屋顶四角的飞檐就是,羌式建筑则在屋顶四角堆砌凸起。羌式建筑遍布中东、中亚、东亚,因为羌方和鬼方是由中东古埃及东归的。羌人去到中东由于建筑材料改变,但依然发明了在屋顶堆砌凸起的方法来继承中国式建筑的飞檐。可见鱼钩蝎子图腾的核心地位。其实换个角度看伏羲为风氏,风是源自每年由太平洋刮来的台风引发的文化。因为早期黄种人在长江中下游、河南南部地区,以渔猎为主。所以鱼钩和三叉戟屮就十分重要。
黄帝的黄字就有蝎子图腾,古埃及至今未找到的第一王朝提尼斯蝎子王时代就是古中国。黄帝与九黎既是一体,也不完全是一体。原因是,全体黄种是鱼钩蝎子图腾,但后来赋予黄帝名号时主要是内陆支养狗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狗叫声的萬字也是蝎子造型。
内陆支就是老三苗蛮O2O3系和老大乌拉尔N系,而羌系是北三苗。这个认知就打破了司马迁制造的谣言了。世人之所以变成浆糊,之所以有人可以在这一块放肆地欺骗大众,是源于历史被篡改而带来的问题。基因显示羌系与苗瑶同属O3系,虽然实验室里可以区分南北支O3,但的确是一个体系。文化上对比也是,汉族的拉鼓文化与苗族的拉鼓节。打腰鼓也是汉族和苗瑶都存在的。苗族的牯藏就是藏族的锅庄,苗族的芒勾、泰族的曼谷就是羌系后裔黄金家族的蒙古一词。蒙古重3、9、13这几个数理也完全符合内陆支帝尧文化特点。
黄帝杀蚩尤是一个政治谣言,《山海经》里同时记录了应龙杀蚩尤和夸父以及黄帝杀蚩尤。很明显后者是汉代人添加的。因为汉代与自家体系的匈奴闹翻,与南方苗瑶闹翻,于是就出现了这个谣言。司马迁把匈奴说成是内陆支的敌人夏后氏就是为了欺骗后人,让后人误以为匈奴是抛弃自己民系的老二支系应龙。夏后氏就是闹乌龙杀兄弟的黑龙,也就应龙该隐。从这个意义上,把老二支系应龙说成黄帝也可以,比如河南黄帝故里在风后岭黑龙庙,这是夏代人留下的。可是夏后氏应龙抛弃了老大支系乌拉尔和老三支系苗蛮后,他们就是留在九黎里的群体。黎民百姓原本是专指他们。而内陆支则可以称兆民。只不过源头是出自九黎,自称为黎民是可以的。
老三苗蛮与老二应龙在白种人蛊惑下发生了争夺帝位主导权的争斗,这就导致了原本强势的苗蛮第一个被抛弃出九黎并被挑断了脚筋。于是就有了《山海经》里黄帝用一只脚的夔牛皮制军鼓,军鼓需要用车拉着,于是就有了轩辕拉鼓的轩辕黄帝,也叫尼古拉、阿八拉鼓。此时苗蛮被视为张嘴的牙齿、八哥和饕餮,意思是妄想当玉皇大帝。姜子牙想当玉皇大帝是附会祖先的经历,所以张嘴的牙璋成了苗蛮系的专属礼器,尤其是龙山文化的羌系北三苗的专属礼器。牙璋就是华章和周章,就是《诗经》里提到的维其有章。也是后来玉皇大帝必须姓张的原因。殷商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武丁时代突然废黜了牙璋,因为武丁时代正是殷商与羌方战争的时期。
上图为三星堆牙璋,这是第四代蜀王羌系杜宇留下的
黄帝文化的出现是苗蛮被抛弃后才有的,一方面指的被抛弃后追溯自己祖先为白人,因为黄种是混了矮黑母系导致的。所以此时就追溯自己为本人,白本人,数理也成第十族加三,为十三。羌系西戎的戎字就是十戈,俄语里凡是读十嘎的词都是指羌系。例如朋友是尤十嘎,杜鹃布谷鸟是姑十嘎等等。杜鹃就是子规,就是商代先行绕道返回蜀地的先羌杜宇杜鹃和返回楚地的先羌湖北秭归,他们都是《诗经》里的之子于归的意思,指后人回归了。黄帝文化同时又配合阴阳五行和四季变成了方位文化。但实际上青帝伏羲是最早的沿海渔猎时期,南方赤帝是被抛弃后的祝融火夫冶炼时期,也就是女娲补天。此时期苗蛮娶了扫帚星以扫族,也就是娥皇白素贞斯拉夫。而白帝指的就是白种。黑帝颛顼原本代表全体黄种,屈原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颛顼是壮婿的意思,指与七仙女德意志结合的时期。但后来他们联合沿海支大鲧族抛弃了苗蛮,就使得后来的颛顼专指沿海支老二支系。大洪水时内陆支利用鸿门饕餮宴毒杀了沿海支,并将沿海支一分为二分别发配四川和东北,于是颛顼的方位变成了北方,并且留下了黑龙江地名。大禹属于四川支,大禹体系重新崛起后由甘肃、宁夏、陕北击败内陆支帝尧体系,发配了北三苗到西部牧羊。于是在夏代就有了河南的黑龙庙。黄帝是内陆支苗蛮系北三苗赋予的文化,所以苗蛮南支有轩辕拉鼓一词和拉鼓节,但对于北支称呼黄帝却不是很明确,因为叫法有差异。黄帝是土德,很明显堯字就是诠释这个文化的。黄帝成了内陆支道统文化,于是往上附会追溯祖先才把早期鱼钩蝎子图腾也加入进去。所以就使得,黄帝既与鱼钩蝎子有关,也与轩辕拉鼓的鼓文化有关。今天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古代人物理解为一个具体的人,实际上古人物没有一个是指具体人的。比如二郎神就是指老二支系大鲧族,大禹就是四川支的大鲧族分支。傣族里有轩辕拉鼓一词,因为泰族是苗蛮系分支,是楚人里的一支,包括朝鲜族也是。朝鲜语里把蝎子读成仓颉,实际就是指早期的鱼钩蝎子图腾。北三苗要扩大黄帝文化,必然是要把这些祖先元素都囊括进来的。
炎帝是苗蛮被抛弃后形成内陆支和沿海支对峙,进而代表原九黎体系的标志,内陆支是帝喾帝尧体系,沿海支帝舜大鲧体系。舜字里就有炎字。可见帝尧帝舜时代才有炎黄这个文化。双方原本是一体的,后来分野。尤其帝舜与苗蛮之间早期是一体的,苗蛮就是沙朗牛郎,而帝舜可以指七仙女体系的白种母系。所以都姓姚,桃花源就是七仙女与苗蛮牛郎结合的那个时期。只是后来白人挑拨离间使得黄种内部发生纷争,有了红颜祸水文化。怀孕的七仙女转嫁给了衮,孩子出生后被放置在木盆里飘流给苗蛮,这才使得圣婴文化指苗蛮。无论哪吒三太子还是红孩儿、沉香乃至会发出婴儿声音的饕餮都是指被抛弃的后稷。严格地说炎帝既代表早期九黎时代,同时又代表了帝舜白种母系。更多还是一种文化发展后对祖先和历史的人为定位,而非具体有个炎帝或有几个炎帝。后来的人强行人物化出一个黄帝和炎帝,又串接成具体的故事,于是就干扰到了后人的认知。通过破解发现,九黎、炎黄、蚩尤夸父应龙既是一体,又是分支和分离后的状态。就好比颛顼的壮婿可表述为内陆支华婿氏和沿海支赫婿氏,但颛顼又更多代表沿海支。华夏就是包括了内陆支华婿氏和沿海支夏后氏,是指全体黄种。马来西亚印尼人属于沿海支夏后氏,泰国、朝鲜、中国更多是华婿氏,日本则都有。
人类是扩张分散,而非集中融合。一个羌系衍生出不知多少民族。蜀地杜宇后裔被泰民系冲击逃到了云南,他们与百濮融合成了云南彝族。他们没有像楚地和吴地的先羌那样回归中原,融入汉族大家庭。汉匈战争又导致了羌系游牧形成了后来的藏族、蒙古族,融入和同化东胡各族,锡伯里都有30%的羌系基因O3,满族里有36+%乃至近一半的汉族O3基因。西南各族更是成了羌系的融汇体。
今天不断有人炮制汉族不纯或汉族不存在的言论,事实上则恰恰相反,汉族是大民族里最纯的,在中国也是血统最纯的。这本来并不难确定,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些人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肢解汉族。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一会儿对准广府人造谣,一会儿对准客家人造谣,一会儿又搞出一个吴越民族,最近开始不去说他们没法辩驳的父系基因,于是转向去说常染色体。并且以研究的名义把汉族分为七个亚型,其实都是一回事,变着法的肢解你。郑强教授就说,他去日本留学时,人家想把中国肢解成六个国家,肢解成哪六个国家是拉着他的手数的。可见这种汉族不纯,民系间无关的言论背后都是有政治原因的。真正的混合民系、什锦民系是回民、满族、维吾尔、蒙古、藏族、彝族。汉族恰恰不是混合民族,因为周秦后中原人口已经是汪洋大海,无法被撬动了。然而汉族却被一直反复在各个舆论层面说成是不纯的,他们不顾基因证据,不顾文化证据,光一个桃园街都遍布全国,这就是汉族深层文化的标志。可见他们目的昭昭,就是司马昭之心。
4. 如果铁木真遇到的是汉武帝刘彻?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又是一个跨时空假设问题。如果成吉思汗遇到汉武帝,最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汉武帝和成吉思汗都是我国古代非常伟大的帝王,也都引领了各个时代的风骚。“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汉武帝和成吉思汗都是以武力见长,在各自时代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丰功伟绩。如果他们在同一个时空内,蒙古部落,还能迅速发展并且横扫亚欧大陆吗?我觉得蒙古还是能够迅速发展,并且能够打败了中亚和欧洲一些国家,只要他不碰是汉朝应该能够所向无敌。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最伟大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先后消灭了主儿乞部、扎木合、塔塔儿部、泰赤兀部、王汗、克烈部、乃蛮部。成吉思汗第一次统一蒙古各个部落。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蒙古各部首领和群臣推举铁木真为“汗”,尊号为“成吉思”,称之为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以后,快速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1219年,成吉思汗借口商队被杀发起了灭亡花剌子模国的战争。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国,并且一举将花剌子模国彻底消灭。成吉思汗又趁机打败了钦察和俄罗斯的联军。花剌子模国的太子扎兰丁出逃之后,成吉思汗又追至印度河流域将其打败。成吉思汗西征使得蒙古的势力深入到中亚和东欧等地,为后来伊利儿国和金帐汗国奠定了基础。
成吉思汗期间,还对金朝和西夏发动进攻。成吉思汗虽然没有最终灭掉金朝,却将金朝彻底打残,金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成吉思汗临死之前发动了灭西夏的战争。西夏在蒙古军队的猛烈攻势下,被迫投降。其实西夏投降之前成吉思汗已经去世。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汗国比之前的匈奴有过之无不及。蒙古军队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且蒙古军队打下古代最辽阔的疆域几乎把整个亚欧大陆囊括在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内。中亚也好、欧洲也好,都不在中原王朝的考虑范围之内。汉朝对这块地方也不会有多大兴趣。所以无论是匈奴军队横扫欧洲,还是蒙古军队三次西征,都和中原王朝的关系不大。只要匈奴军队或者是蒙古军队不损害汉朝的利益,他们可以在中西亚和欧洲横行无阻。事实证明,无论是是匈奴还是蒙古,他们确实可以在远离中原王朝的地方横行无阻。匈奴的一支被匈奴被汉朝打残的情况下还能横扫整个欧洲。可见当时欧洲的战斗力也就是稀松平常。成吉思汗时期,欧洲、西亚地区的战斗力比起一千多年前并没有提高多少,而蒙古军队则配备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所以蒙古军队可以横扫中亚、西亚和欧洲。
汉武帝时期,汉朝也进行对外大规模开疆拓土。汉朝的领土面积扩大了近一倍。汉武帝消灭闽越、东瓯、南越、西南夷等国。汉武帝派使臣和军队经略西域地区。汉武帝最大的军功是沉重打击了匈奴,使得强大的匈奴走向衰落。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国力打到了顶峰,汉朝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时期。
蒙古军队遇到汉武帝的精锐部队一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大战。蒙古军队在武器装备的某些层面要高于汉朝军队。蒙古军队西征的两大利器是骑兵和火器。蒙古人的骑兵未必比汉朝的骑兵优秀,但是蒙古却有汉朝不可能装备的火器。虽然当时火器并没有改变冷兵器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但是火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战争的走向。蒙古西征之时,欧洲的许多城池便是被火炮攻破。
蒙古骑兵对于汉朝骑兵来说并没有多少优势。蒙古骑兵的战马也不是非常优良的战马,而是相对矮小的蒙古马。蒙古骑兵对欧亚其他各国的优势在于骑兵战术。但是蒙古骑兵的战术其实汉朝时期已经在用,只不过欧洲国家不会用而已。真正把骑兵战术发挥到极致的不是北方少数民族,而是汉朝的霍去病。霍去病的骑兵闪电战术堪称是古代骑兵战术的巅峰。许多人想模仿霍去病,却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当年的匈奴骑兵也算是非常精锐的部队,他们面对霍去病的时候,根本不堪一击。蒙古骑兵遇到霍去病又能好到哪里去。
但是有一点汉朝军队肯定会吃亏。汉朝军队没有火器,而蒙古军队拥有最先进的火器。如果双方真的打起来汉朝军队一定会吃亏。在一些战役中甚至会决定最终战争胜利的走向。但是当时的火器对冷兵器没有压倒性优势。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冷兵器。明朝的火器堪称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先进,普及率最高。明朝依靠火器曾经将努尔哈赤炸成重伤,后来努尔哈赤也因此死亡。但是明朝的火器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不利战局。清朝入关最为倚重的还是骑兵和弓箭,清朝依然是一个靠冷兵器取胜的朝代。所以汉朝军队遇到蒙古军队可能会吃亏。但是最终的战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汉武帝和蒙古军队抗衡中有强大的国力做为支撑。汉朝的国力在中国古代史绝对首屈一指,汉朝的国力绝非蒙古可以比拟。蒙古面对的南宋已经虚弱不堪,是一个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的小朝廷。蒙古军队在各方面占据优势情况下,打了四十多年才击败南宋。当时的蒙古军队,要比成吉思汗时期要强。如果让成吉思汗来打,也未必好多少。成吉思汗确实灭掉了一些国家,但是当时周边政权基本上都是处于衰落阶段。等于蒙古蒸蒸日上之时,正好是别国衰落之日。如果成吉思汗遇到的是鼎盛时期的汉朝,他和蒙古汗国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匈奴帝国。即使汉武帝打不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也很难突破长城防线。到时候不过是两大帝国以长城为界对峙而已。
成吉思汗面对的一些政权基本上处于无明君、无能臣、无名将时期。汉武帝时期则不一样,汉武帝可以称为千古一帝,其能力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也极为罕见。汉武帝时期更是中国古代能臣名将辈出的时代。政治上有窦婴、主父偃、张汤、韩安国、郑当时、霍光等人;财政上有著名的桑弘羊等人,文化上有董仲舒、公孙弘、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等人;外交上有张骞、苏武等人;历法上有唐都、落下闳等人;军事上人才出现井喷式爆发,有卫青、霍去病、韩安国、公孙贺、李广、李陵等人。别的不说就单论军事上面,蒙古哪个将军能和霍去病抗衡。成吉思汗想打败这样的汉帝国几乎不可能。就算汉武帝无法打败蒙古人,成吉思汗也难以打败汉朝。
所以我觉得如果成吉思汗遇到了汉武帝极有可能会出现了一次火星撞地球的较量。但是双方都难以打败对方,更难以灭掉对方。如果随着时间发展,一旦汉朝人学会蒙古的火器制造技术,战争的走向将会向着有利于汉武帝的方向发展。汉武帝以前,汉朝的军事力量并没有比匈奴高多少。汉武帝时期,积极学习匈奴的骑兵战法,积极改善汉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方式。到了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的时候,汉军的战术、战法,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越了匈奴。汉朝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已经远超匈奴。汉武帝以后流传着“一汉顶五胡”的说法。以汉朝人的学习能力,他们很快就会掌握火药和火器的制作方法。届时蒙古军事上唯一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那么那时成吉思汗对汉武帝还有多大胜算。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汉武帝要想灭掉蒙古也不容易。中原王朝想灭掉游牧政权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即使灭掉游牧政权,也只是粗略统治,很难长久维持。主要原因是两种政权的存在方式不一样,农耕文明相对固定,游牧文明飘忽不定。中原王朝打击游牧民族的时候,往往很难找到其主力给予毁灭性打击。中原王朝就算灭掉游牧政权,由于这地区难以提供控制,所以中原王朝也不太愿意长久控制这一地区。汉武帝有可能打败成吉思汗,但是想灭掉蒙古不现实。
5. 中国历史上都有哪些神秘古国?
大约在公元前2170年夏启杀死伯益,将传统的华夏部族联盟首领禅让制改为世袭制,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伯益的次子若木被夏朝分封在徐,徐国由此诞生,其国都长期设在今泗洪沿洪泽湖西岸半城一带。古徐国的历史贯穿夏、商、周三代,历时1649年,先后传承44代国君。西周初年徐国曾参与以商纣王之子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抵制周公的东征,当时徐国的驹王甚至起兵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这件事一直被徐国的后人视为骄傲。周公旦的儿子受封与鲁国后时不时与徐国发生摩擦——据《尚书·费誓》记载:鲁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致于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至周穆王时徐国之君徐偃王嬴诞在位,行仁义,结众心,颇得百姓拥护,四周有36个国家都派人向他朝贡。后来他曾举兵进攻周朝都城,被周穆王打败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一带的山中隐居下来。周穆王别封他的子孙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此后徐国一直延续数百年。吴王阖闾(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之后于公元前512年夏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徐君为吴姬所出,与这两个公子为近亲,不愿意加害他们。二国依仗有楚国撑腰而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这正好给了吴王出兵的口实。同年冬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疆域先在鲁南郯城一带,后迁至泗县、泗洪。徐偃王时徐国进入全盛时期:疆域扩大到整个苏北、皖中、鲁南等江淮广大地区,据《韩非子》所言为地域五百里。彭城因徐国而改名,成为九州之一的徐州。
庸国出自华夏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崛起于今天的湖北省竹山县西南一带。商朝时庸国发展成为群蛮之首,当时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部族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武王伐纣时庸国是与周王室在牧野盟誓的八国之一。古庸国是中国巫文化、茶文化、盐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庸国人能歌善舞并发明了鼓等乐器,庸国的歌舞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山歌、戏剧。与此同时能歌善舞的庸国人还有着铁血尚武的一面:庸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候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以上。春秋时期庸国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数次打败楚国的入侵,甚至迫使强大的楚国迁都。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周礼将诸侯贵族划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庸国的爵位为伯爵。表面上看刚好位居中间,不算高,也不算低,然而公、侯两等爵位几乎是周朝姬姓宗室子弟的专属,而当时被周王室视为半开化的南方诸侯能受封伯爵几乎已达顶点,要知道吴、楚等国只是子爵。公元前611年庸国率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伐楚,几乎使楚国险些有亡国之灾。正因为庸国战力之强,以致于研究中国上古先秦历史的西方汉学家将其称为”东方的斯巴达“。最后楚庄王联合秦、巴两国出兵伐庸才将庸国灭亡。
武王伐纣之后为镇守辽阔的疆土、控制殷商后裔,于是就把兄弟叔侄和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以世袭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周昭王、周穆王时期不断与江淮地区的淮夷、于越作战,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于是周王室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它们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在汉阳诸姬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随国:随国的疆域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北抵新野,东邻应山,南及京山,西近襄樊。这一带经过夏商先期开发,生产发达,文化先进。由于随国境内有铜矿山,而青铜正是那个年代制作农具和兵器的主要原料,发达的青铜冶炼工业使随国成为当时南方地区经济和军事都相对强大的国家,也成为了楚国争霸道路上必须予以征服的第一个目标。楚武王时期由于随国拒不参加楚国主持的沈鹿会盟而遭到楚国的讨伐,尽管战后楚国迫使随国签订了有利于楚国的盟约,但随国仍具备相当的实力:公元前672年楚国国君楚堵敖想杀害弟弟熊恽,熊恽于是逃到随国并在随国的支持之下回国复位。公元前640年随国依靠汉水东边各诸侯的力量背叛楚国,然而在这年冬天楚军攻入随国境内,此后随国“世服于楚”。
1929年一位普通的四川农民燕道诚偶然间发现了一坑玉石器,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偶然发现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意味着什么,后来经过发掘与考证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古遗址终于得见天日。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远古时期的四川地区曾存在过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并存的古蜀文明。古蜀王国曾创造过独立于中原文明之外的本土特色文明,同时又与中原文明有着交流融合。关于古蜀王国的历史很多都已湮没无闻,从李白、杜甫的诗作中偶尔可以依稀分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些都是引用的古巴蜀地区历史上的典故。据说古蜀王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由蜀部鱼凫氏建立的,此后在经历了望帝杜宇建立的杜宇王朝,直到到蜀王杜芦(开明氏)在位时期古蜀王国瓦解,共有十三位君王在位,存在七百二十九年。古蜀末代国王杜芦在位时作为古蜀王国邻国的巴国被庸国的侵略弄得很头疼,于是把移居目标定在了西邻的蜀国,巴蜀两国的交战很频繁,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有了巴、蜀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作为蜀国藩属的苴国在这次战役中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派了一队为巴国引路的士兵。蜀王杜芦早得到巴苴合流的消息,于是秘密差由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顷巢围剿,战役以蜀军大获全胜、斩敌大将告终。巴蜀之间的交锋引来了秦国的觊觎,最终巴蜀被秦国吞并,古巴属文明最终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之中。据说秦惠文王垂涎蜀国富饶,欲派兵攻打,但秦将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张仪出谋制作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由其子张若护送给苴国。苴国跟蜀国很有渊源——大部分史料都记载:开明氏蜀王杜尚封其弟为汉中侯置藩属苴国,由此苴国君主也姓杜,对蜀国称臣,为苴侯。后来蜀苴关系恶化也未曾称王,因为正是蜀王杜尚分封其弟代管苴国。苴侯高兴的承诺愿助秦国借道伐蜀,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惠文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了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秦国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的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的屎是黄金“。蜀王杜芦是一位在年轻气盛的君王,但有时候气盛太过了也未免是好事,击退巴国来犯军队的他,决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几辈为什么要建苴国,他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没有思考,或许没想去思考,也没想听廷上百官对他的进谏,他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要夺来秦惠王送给苴侯的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张若在苴国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终于等到蜀王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引路攻打苴国,这条路就是后来的蜀道。苴侯急忙请张若回秦国求秦王出兵援救。蜀王杜芦也派使者与秦结盟。但狡诈的秦惠文王嬴驷还是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攻打蜀国。苴侯为表诚意大开城门,秦兵蜂拥而入走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
作为古蜀王国邻国的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而后巴人建立巴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馀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即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一个大型的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巴务相成为该集团的首任领袖,称廪君,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该部落集团溯流而上,同样凭借武力和船技战胜了原住民载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在夷城(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建立了巴国第一个首都。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巴国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巴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疆域之辽阔概括了今重庆全境、湖北恩施、川东北部分地区。到了战国时期七雄相继称王,巴亦称王。约公元前4世纪巴国朐忍(今万州一带)发生内乱,时巴国国力衰弱,国君受到叛乱势力胁迫,百姓被残害。巴国将军蔓子遂以许诺酬谢楚国三城为代价,借楚兵平息内乱。事平,楚使索城,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人臣不能私下割城。但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国土是为不忠,蔓子告曰“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于是自刎,以授楚使。巴蔓子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在巴渝大地传颂。得到巴蔓子人头的楚王叹息道:“设使寡人有如此之将领,何惜城池?”于是下令以上卿之礼埋葬了巴将军的头颅。巴国也为将军举行了国葬,其无头之躯埋葬在国都江州,任后人缅怀凭吊。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在灭蜀两月后又灭亡了巴国。
义渠国可能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神秘的古国——说熟悉主要是受《大秦帝国》和《芈月传》的影响,说神秘是因为在两部作品中义渠都只是作为秦国的陪衬出现,而义渠的早期历史就比较鲜为人知了。据说义渠人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商代,他们同居住在陇东的狄族后裔鬼方相互为邻又相互攻击。后来又同住豳地由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经常发生冲突,不断蚕食其领土。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的商康丁年间由于北方狄人南侵,周祖古公亶父率众离开豳地南迁岐山。戎狄两族乘机占领陇东大部分地区。文王末年姜太公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国王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文王又将这些东西献给纣王。由于义渠同周人相处关系比较和谐亲密,而鬼方(猃狁)同商周对立,所以每次战争后,鬼方失败逃走,远奔河套,而义渠趁机内迁。这样,义渠就逐渐占据了陇东大原地区(庆城、宁县、镇原等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义渠人口也大量增加,由游牧状态定居下来。他们在同当地周族后裔的杂居中,学会了农耕技术,学习了周族文化,并效仿周人建立城堡和村落,从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族。西周王朝建立后义渠臣服于周。周穆王曾讨伐戎狄于大原,周宣王曾料民于大原。周王朝在多次镇压异族的过程中对义渠这样的臣服部族采取安抚政策:将五戎即义渠、郁郅、乌氏、朐衍、彭卢等安置于大原地。五戎中唯义渠居大原中心地带,南临泾水。这里自然条件好,宜耕宜牧,义渠很快强大起来。西周末年犬戎叛周,兵临镐京城下,并杀幽王于骊山,周平王惧戎狄,慌忙迁都洛邑。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郡国,在今宁县焦村乡的西沟村建立了都城。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义渠国建立不久随即出兵并吞了彭卢、郁郅等其他西戎部落,扩大了疆域,并先后筑城数十座,派兵驻守。它的国界西至西海固草原,东达桥山,北控河套,南到泾水,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在政局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它直接参与了中原合纵与连横的政治、军事角逐,特别是先后同强秦经历了400余年的反复军事较量,成为当时秦国称霸西戎的主要对手。秦穆公时代秦国大力征伐西戎开疆拓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义渠的土地。义渠在战争失败后吸取教训,养精蓄锐,筑城廓以自守。公元前430年,义渠发大兵攻秦,从泾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此后30年内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地域东达陕北,北到河套,西到陇西,南达渭水,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公元前331年义渠内乱,秦国出兵助其平定,由此秦与义渠的关系得以改善:前327年义渠王主动前往秦国朝见,至此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公元前320年秦王甚至还十分高兴地到义渠之地巡游一番。然而义渠的游牧经济是相对脆弱的——当遭遇天灾牲畜减产时他们就会再度骚扰秦国边地。从这时起秦与义渠逐渐进入一种官方层面相对和平,而义渠治下的酋长贵族们仍时不时到秦国打秋风的局面。公元前318年义渠趁中原诸国混战,脱离秦国控制并向魏国朝贡。正在魏国谋划合纵之策的公孙衍敏锐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动员赵、韩、燕、楚四国与魏国联合攻秦的同时又策动秦国西部的义渠,从而在秦国背后插上一把利刃。秦国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以锦绣千匹,美女百名送义渠王。然而公孙衍早就提醒义渠王:“秦若东面无事必会征伐大王;若东面有事必厚礼以赠大王”。于是义渠王起兵伐秦,大败秦兵,收复了部分失地。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立为国君,因年纪尚小,由母亲宣太后摄政。她改变正面征讨义渠戎国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戎王之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后来义渠王同宣太后淫乱,生有二子,使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34年后(公元前272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打义渠,义渠国亡,领土并入秦国。义渠国灭亡后逐渐中原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中山国是战国初期对魏赵关系产生影响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最初实力薄弱——史籍中多次记载邢国打败戎狄。公元前652年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鼓、肥、仇等国先后成为鲜虞的从属国,至此鲜虞始强。风头正盛的鲜虞碰上了春秋首霸齐桓公: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并重建邢、卫两国。后来晋国取代齐国成为天下霸主之后继续征伐鲜虞,在齐、晋两大霸主的持续打击之下鲜虞从今天的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主要活动于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一带。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国并灭掉肥国,次年荀吴再次统率晋军攻入鲜虞中人城,不久又灭了鲜虞的附从国鼓国。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借晋国内乱之机出兵晋国并以一个小国的兵力将当时的霸主晋国打得大败,俘虏了晋国勇将观虎。第二年鲜虞人在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正式建国,由游牧部落联盟向和中原诸侯一样的国家形态过渡。因为国都中人城城中有山,所以各国称其为中山国。从这时起中山就以正式国家的身份卷入到中原各国的争霸斗争中,这和还基本保持着部族形态且地理位置偏远的义渠、百越完全不同。公元前494年中山通过与齐、鲁、卫等中原华夏文明国家结盟攻占了晋国的棘蒲,中山之强大甚至吸引了晋国大夫荀寅前往,中山国将自己从晋国新占领的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作为荀寅前来归附的封地。这是中山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战胜了天下霸主晋国的中山就像是战胜了美国的越南——是不是打败了霸主就证明自己是霸主呢?公元前489年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公元前459年至公元前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公元前457年晋国再次讨伐中山,先后占领左人、中人等城,再次给中山造成沉重打击。不过晋国也高兴不了多久了——随着三家分晋,中山的这个强大的老对手最终因为内争而解体。公元前414年中山迁都顾地(今河北定州市)并仿效华夏礼制构建全新的国家体制,严格意义上此时的中山国已经是华夏文明的一分子了,中原各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求而选择与其结盟时也不必担心背负勾结戎狄异族的骂名了。此时正值赵国内乱,中山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多次战胜赵军。赵国万般无奈之下向魏国求援,魏国则乘机对赵国提出苛刻条件。赵国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魏国的条件,于是刚刚迁都尚且立足未稳的中山国就面对新的天下霸主魏国的打击:公元前407年魏国大将乐羊率军占领中山,中山桓公率余部退入太行山继续坚持。魏军虽然占领了中山,但统治并不稳固,毕竟魏国本土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的领土——即使在交通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拥有远离本土的飞地的国家也屈指可数,更何况当时呢?占领中山没能增强魏国的国力,反而成为消耗魏国财力和兵力的无底洞。与此同时中山桓公对内励精图治整军备战,对外联齐抗魏。公元前380年中山桓公赶走魏军,成功复国并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复国后的中山又成为了赵国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山国土正好位于赵国中间,把赵国南北一分为二,是赵国南北之间的联系极为不便。当初中山乘赵国内乱而攻赵,但赵国毕竟是大国,底子远远比中山打得牢,如今轮到缓过气来的赵国开始打击中山了。桓公之后的几代中山国君都有所作为,将中山打造成为一个新兴的千乘之国——公元前323年继魏、齐称王后中山与赵、韩、燕同时互相称王,史称徐州相王,一时称王仅次于战国七雄的第八大强国。称王后的中山国开始自信心爆棚——本来以中山的实力作为天下第八大强国,是各国争相结盟的对象,是影响天下格局的重要势力之一,但并不是能对天下格局起决定性影响的势力。可中山国不知那儿来的自信,积极介入到大国争雄的斗争中,扮演起战国第一搅屎棍的角色。这就让齐、赵、燕这些周边大国对其甚为不满,尤其是赵国本身就和中山存在现实层面的领土利益之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山不思如何改善与齐、燕等国的关系以对抗主要敌人赵国,反而在公元前314年乘燕国内乱跟着齐军一起大举攻燕,又在战争结束后因分赃不均而迁怒于齐国,这下中山算是把周边大国得罪光了。与此同时中山的内政治理也是一塌糊涂:当各国争相变法自强之时中山依然保持着野蛮残酷的殉葬制度,这使别国人才对这个国家望而却步。称王后的中山君主们大兴土木,大臣们擅权弄政,百姓私斗悠游成风,国库空虚,军容不整。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遣将任嚣征服了岭南地区的百越部族,随后秦王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公元前203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趁秦末天下大乱之机自立为南越武王,由此建立了包括今天的中国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在内的南越国。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产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南越国治下的番禺(今广州)已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公元前202年初已在中原地区的楚汉之争中胜出的汉高祖刘邦拒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南越王赵佗所有,而将其转封给长沙王吴芮,赵佗于是将自己南越武王的头衔改为南越武帝以示与汉朝分庭抗礼。公元前196年夏汉高祖刘邦正式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与此同时派遣陆贾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所赐的南越王印绶以示臣服于汉朝,南越国就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公元前181年吕后停止了与南越国的贸易关系,赵佗随即以恢复南越武帝的称号作为回应并发兵攻打汉朝长沙国数县而去,吕后闻讯遣周灶领兵攻打南越国,然而当周灶进军至南越边境时得知吕后已死的消息,于是停止进军。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再次派遣陆贾册封赵佗,汉朝与南越之间的宗藩关系由此得以恢复。公元前112年夏南越国丞相吕嘉杀死南越末代国王赵兴、南越太后樛氏及汉朝使者安国少季等人,举兵反叛汉朝,次年汉武帝刘彻以路博德、杨仆、郑严、田甲、何遗五路大军攻灭南越国。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遗臣,名胥余,称箕子(畿内采地之爵)。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武王伐纣后并没对商朝后裔赶尽杀绝,倒是对箕子的贤德之名钦佩不已,于是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周天子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夏、商、周三代的改朝换代和后世王朝有一点很不一样:后世改朝换代要么就将前朝皇室赶尽杀绝;要么好生优待,但严加监视。总之不会让前朝皇族参与朝政,封一个空有其名的爵位倒是有可能。夏、商、周三代不这样——那时华夏民族正由原始部族向文明国家过渡:商部族取代夏部族成为华夏各部族的联盟领袖,但夏部族的后裔依然被册封为商朝贵族,武王伐纣后对商朝后裔基本也延续这一政策。久仰箕子大名的周武王将朝鲜封给了他,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和今天的朝鲜半岛其实并没关系——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大体在今天辽宁省境内的辽河流域一带。后来经过箕子朝鲜的开拓才逐渐将朝鲜半岛纳入其版图之内,不过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在战国中期以前一直在中国境内的辽河流域。直到燕昭王征山戎、伐朝鲜,辽河流域被燕国占据,箕子朝鲜被迫将其统治中心迁往朝鲜半岛,此后箕子朝鲜王国逐渐发展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政权,和中原文明日渐分离。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据史料记载:秦朝时期在开“五尺道”通云南后秦王朝曾在滇东北置官守治理云南的滇池一带。这意味着滇王统治的区域曾经隶属朝廷。但是到西汉初年滇王又脱离了汉王朝的统治,直到汉武帝元封二年汉王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接受滇王归附以后,“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关于古滇国的来历据说和战国时代一位楚国将领密切相关,此人名叫庄蹻。庄蹻早年并非楚国体制内的贵族子弟,而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出身,而且还是反楚平民起义的领导者,后来接受楚国朝廷的招安成为一名将领。楚国国君楚顷襄王在位时期派遣将军庄蹻率领军队顺着长江而上,夺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庄蹻一直打到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带),滇池方圆三百里,旁边的平地肥沃富饶,方圆有几千里,庄蹻凭借军队的威势平定那里,并且使它归属楚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庄蹻打算返回楚国报告,恰逢此时秦国攻打并夺取楚国的巫郡、黔中郡,道路断绝不能通行,因而留在滇池。庄蹻于是就靠其军队在滇地称王,建立滇国政权,定都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庄蹻改变自己的服饰、顺从当地的习俗,成为滇人的统治者。庄蹻作为有史料记载的中国内地第一个开发云南边疆的历史人物,将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置郡县创造条件。滇国区域在云南的中部和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连接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片区,学术界认为,滇国的领土主要位于滇池周围,东至石林、泸西一带;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即一个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的区域。秦始皇时曾打败滇国并开通五尺道至当地,但秦朝灭亡后交通再度中断。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时滇国归降,并在当地设置益州郡管辖,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同时赐“滇王之印”,并允许滇王继续管理他的臣民。东汉时,随着汉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以及大量汉族的迁入,滇国和滇族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最终完全消失。据黄懿陆《滇国史》的考证,古滇国当在东汉元初二年(115年)才完全灭亡。
《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事实上夜郎本名耶朗——所谓耶朗乃是当地土话“唱诵”之意——在祭祀活动中以半朗诵半咏唱的形式,宣读氏族盟誓,因而成为一种口头立法,凡是参加“耶朗”的氏族都是“耶朗”大团体的成员。大体上可以理解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组成联合王国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或南斯拉夫。出使夜郎的汉使并不了解夜郎的政体,只看到夜郎王直辖的地区就以为夜郎就只有这么大。事实却是“九真徼外夜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只是由于耶朗制下部族相对分散,没汉朝那么大的凝聚力。不过在西南地区夜郎是当之无愧的一方霸主——夜郎拥有一支高达十万人的常备军,尽管这一数字在汉人眼中算不得什么,但在西南夷中却是绝无仅有。要供养这样一支军队花费自然不小,为此夜郎和南越、身毒等国长期保持着外贸关系,因而成为由蜀地通往身毒的西南丝绸之路和由南越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处。事实上夜郎并非一个弹丸小国,而是地跨西南数省之地,以致于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声称在自己境内发现了夜郎古国的遗迹。关于夜郎古国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置存在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湖南沅陵、贵州毕节赫章可乐等多种说法。在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上古之时一位女子浣衣于遁水之滨,见到有巨竹三节漂流到她的足间,推之竟不肯去,竹子中还隐约传出婴儿的啼哭之声,于是她将竹子带回家中剖开之后发现里面果然有一个男孩。男孩长大后资性聪颖、武艺超群。某日男孩出游时在一块大石上小憩,命随从之人作羹,从人说:“此地无水。”男孩抽出宝剑击穿巨石,水即从石穴中涌出。男孩以竹为姓,后来他发展出雄长一方的势力,于是建立了夜郎国,自称夜郎侯。2000年5月考古学家在湖南怀化沅陵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巨型墓葬群,其年代在战国至汉代之间,大部分墓葬规模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和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墓主被推断为极有可能就是夜郎王。在《夜郎史传》等彝文文献中古夜郎的中心被指为贵州毕节赫章可乐,在这里曾发现过大量战国、西汉、东汉文物。目前一般认为:夜郎国故地主要位于今天的贵州西部,历史上夜郎王曾一度扩张到云南、四川、湖南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城池和居住,因此在上述地区都留下了部分夜郎古国的遗迹。在彝族人民的传说中夜郎几乎和中原地区的夏朝同时兴起,曾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4个朝代。公元前135年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南越国的唐蒙了解到夜郎位于巴蜀通往南越的要道上,有便捷的水路可通抵南越的都邑,于是上书建议朝廷开发包括夜郎在内的西南地区。公元前111年夜郎派兵协同汉朝征伐南越反叛,随后夜郎遣使入朝,汉王朝授予夜郎王金印,此后汉朝开始在夜郎设置郡县,夜郎被纳入汉朝版图。汉朝在夜郎的统治实行的是二元模式:一方面汉朝在当地设置郡县进行管辖,另一方面夜郎王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汉王朝遣使调解,夜郎王不仅不服从汉朝的调解,还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汉廷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了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并平定了其臣属部落的叛乱。此后夜郎之名不再见于史籍,仿佛人间蒸发,据说一部分夜郎人被流放到贵州镇宁一带。如今贵州境内的彝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奉竹为神灵的习俗。
熟悉诗词的朋友不知道是否发现了一件事:很多诗词中都把楼兰视为敌人,以致于频频出现斩楼兰、破楼兰等字眼。比较知名的有王昌龄的《从军行》中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李白的《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杜甫的《秦州杂诗》“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甚至到了近代革命战争岁月中还诞生了陈毅元帅的“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大家是不是不禁要问:楼兰和中原王朝究竟有什么矛盾?为什么频频被视为敌人?故事还得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说起。楼兰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尤其是霍去病打通了河西走廊之后西域就成为汉与匈奴竞争的角斗场,西域小国被迫在双方之间选边站队。楼兰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正好处于汉与西域诸国往来的要冲之地,距离汉朝和匈奴都不算远。在两强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楼兰一直采取脚踩两只船的外交策略:楼兰王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匈奴和汉朝做人质。汉和匈奴都对楼兰这种一仆两主的反复无常的行为甚为不满,却又苦无良策——因为任何一方迫使楼兰单独臣服于己都会引起另一方的强烈反弹。楼兰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小心翼翼地维持同汉朝和匈奴的均衡外交,然而就像其他所有试图利用强国之间的均势来为自己牟利的小国一样的是楼兰的行为注定会使自己成为汉匈争锋的竞技场:每次楼兰国王去世,新君继位之时都会重复上演汉匈质子争夺大战——汉与匈奴都希望扶植在本国做人质的楼兰王子登上王位。然而汉朝几乎在每次交锋中都落于下风——尤其是公元前92年那场楼兰王位争夺战最具讽刺意味:这次汉朝方面的楼兰质子因触犯汉朝法律而被处以宫刑,汉朝不好让一个太监登上楼兰王位,于是精心编造了一套谎言“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在后来又一次的王位争夺战中汉朝方面又把质子送晚了,匈奴人抓住机会捷足先登。自从亲匈奴的王子继位后楼兰的外交政策就全面倒向匈奴,对汉朝则越发无礼起来。正当楼兰对汉朝日益表露出不恭顺的态度之时另一个西域小国——龟兹更是公然截杀了汉使赖丹。于是汉昭帝派出一位名叫傅介子的使臣带着诏书去谴责楼兰、龟兹两国。傅介子到了楼兰,责备楼兰王说:“大部队就要到了,您如果不怂恿匈奴,匈奴使者经过这里到各国,为什么不报告?”楼兰王表示服罪,说:“匈奴使者刚刚过去,应当是到乌孙,中途经过龟兹。”傅介子到了龟兹,又责备龟兹王,龟兹王也表示服罪。傅介子从大宛回到龟兹,龟兹人说:“匈奴使者从乌孙回来,正在这里。”傅介子乘机率领所带的汉军一起斩杀了匈奴使者。傅介子回到京城把情况上奏,汉昭帝下诏任命他为中郎,升为平乐监。公元前77年傅介子向当时实际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建议取龟兹王首级以威慑西域诸国的计划,但霍光认为龟兹较之楼兰路远,如果一定要实践这个计划的话,那么楼兰比龟兹更合适。于是傅介子和士兵一同带着金银钱币,声称把这些东西赏赐给外国。他们到了楼兰,楼兰王看起来不愿亲近傅介子,傅介子假装离开,到达楼兰的西部边界后,傅介子指使翻译对楼兰王说:“汉朝使者带有黄金锦绣巡回赐给各国,大王如果不来受赐,我就要离开到西面的国家去了。”当即拿出金币给翻译看。翻译回来把情况报告给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就来会见使者。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饮酒,并拿出财物给他看。楼兰王只看见了面前堆积如山的财物,却没注意到傅介子身旁的汉朝护卫强壮得足以要了自己的命。他毫无顾忌地与傅介子开怀畅饮,傅介子趁机对楼兰王说:“天子派我来私下报告大王一些事情。”楼兰王起身随同傅介子进入帐幕中,两人单独谈话,两个壮士从后面刺杀楼兰王,刀刃在胸前相交,楼兰王立即死掉了。他的贵族及左右官员都各自逃走。傅介子告谕他们说“楼兰王有罪于汉朝,天子派我来诛杀他,应改立以前留在汉朝为人质的太子为王。汉军刚到,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一有所动,就把你们的国家消灭了!”在傅介子的灭国威胁下楼兰贵族只得接受汉朝方面晚到的质子成为自己的新国王。傅介子这次千里奔袭的斩首行动随即受到汉帝国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在汉朝做人质的楼兰王子在汉朝的扶植下登上了王位,汉朝还给楼兰改了一个名字“鄯善”。这次斩首行动令汉帝国的声威响彻西域大地。
精绝国的存在可能很多人是通过《鬼吹灯》了解到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确曾真实存在过精绝古国。精绝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距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住着四百八十户人家,有士兵五百人。史书中关于精绝国的记载并不多,目前我们对精绝国的了解主要还是基于考古研究:1901年匈牙利裔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中国新疆的小县城尼雅的一座磨坊内偶然间发现了写着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佉卢文的木板,在磨坊主的指引下斯坦因一行沿着尼雅河向北进发,最后在尼雅河末端已被黄沙埋没的一片古绿洲上发现了已被黄沙掩埋1600年的精绝古国遗迹:遗迹以佛塔为中心,呈带状南北延伸25公里,东西布展5~7公里。在这片狭长区域内散布着规模不等、残存程度不一的众多房屋遗址、场院、墓地、佛塔、佛寺、田地、果园、畜圈、渠系、池塘、陶窑和冶炼遗址等。在对遗迹的16天考察期间斯坦因搜集到了764件佉卢文木牍、58件汉简及其他如汉代铜镜、铜钱、乐器、弓箭、玻璃器、水晶饰物、木雕、丝毛织物、地毯、漆器残片等珍贵的文物共12大箱。斯坦因的这一发现被西方各国的探险家誉为东方的庞贝城。
龟兹古国位于现在的新疆库车。西汉宣帝时因龟兹先王杀死校尉赖丹,长罗侯常惠合五5万人进攻龟兹,龟兹王绛宾立即归顺降服。传说是因为一个巫师的预言在龟兹将有一场惨烈的战争,听到风声的人们开始偷偷搬出城。得知消息的可汗,派人把这些人又抓回来关押。可汗的做法让人们更加相信巫师的预言,越来越多的人偷偷离开。无计可施的可汗只好召集大臣商议,结果大臣也厌倦了这里,可汗无奈之下只好迁离了这里。于是曾经繁华的龟兹因为巫师的一个预言,被遗弃。在真实的历史上龟兹消失于史籍之中大约是在公元840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回鹘人大举进入西域之时,龟兹古国的消亡是否与此有关就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公元前60年汉宣帝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府,此举标志着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汉代对西域的治理其实是有两种模式的:公元前48年西汉政府在车师置戊己校尉,其基本职责是屯田积谷。到了汉元帝时期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严格意义上汉代对西域的治理分为对汉军屯垦驻守地区采取直接治理的模式;而对原来的西域三十六国则并不纳入和中原一样的郡县直接管辖体系,而是保持其半独立的自治地位,只要服从中央政权的领导,对其内部事务,汉王朝并不会过多过问。西汉灭亡后新莽、东汉、曹魏、西晋都延续了西汉的西域治理模式,这一时期由汉军屯垦部队驻守的高昌壁甚至由西域都护府转而划归凉州敦煌郡管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已和中原郡县无异。五胡十六国时代割据凉州的前凉政权牢牢控制着凉州和西域,前凉建兴十五年(327年)戊己校尉赵贞谋叛,前凉王张骏将其擒获,在其地置高昌郡及高昌、田地等县。十六国时期高昌郡先后隶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国。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北凉王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料定自己不是北魏的对手,便撤离酒泉,前往高昌,由此开创了高昌北凉政权。460年柔然灭灭高昌北凉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开创了高昌国阚氏汉人王朝。阚伯周死后儿子阚义成继位。之后阚义成的兄长阚首归弑杀阚义成,篡位。不久阚首归被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后来张孟明、马儒相继为王,被国人弑杀;高昌人推举马儒长史麴嘉为王,这就是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麴氏高昌四代政权,麴氏享国最久。麴嘉王时恹挞伐焉耆,焉耆向高昌麴嘉王求救,麴嘉王派次子为焉耆国王,高昌势力开始壮大。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六月御驾亲临张掖,当时的高昌王麴伯雅带领西域二十七国国王佩玉披锦、焚香奏乐、歌舞相迎。龙心大悦的隋炀帝不仅封其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弁国公,还将戚属宇文氏之女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隋炀帝如此高看麴伯雅除了奖励他心向中土的诚意外,更重要的是“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高昌东与河西走廊相连,是西域通向内地的三大门户之一,是丝绸之路中道的必经之地,而在丝绸之路北、中、南三道里中道是最为畅达的。麴伯雅治下的高昌开始扮演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利益代言人和耳目角色。自唐代隋后由于久经战乱的帝国需要休养生息,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对西域采取了观望态度。这一时期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诸国频频朝贡于唐并提出寻求保护的呼声,对此唐朝保持着克制的态度——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对他而言:安定中原内地的社会环境,避免重蹈隋亡之祸远比扬威西域重要得多。当魏征提出“不以蛮夷劳弊中国”的观点时李世民欣然接受了:他拒绝了高昌作为唐朝的代表联络安抚西域诸国的计划,驳回了康国提出的举国内属的请求,专心致志于内政建设,一时间出现了“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外户不闭,道不拾遗”的盛世景象。事实上李世民从没忽视帝国的西陲,只不过当国力不足之时他选择了蛰伏,正如他在面对突厥颉利可汗时可以低忍辱负重地去求和,但他仅仅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对突厥展开了全面的战略性报复。然而偏偏有人自不量力地将李世民的隐忍蛰伏视为软弱——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高昌王麴文泰:麴文泰是隋炀帝时期的高昌王麴伯雅之子,曾于贞观四年(630)偕妻宇文氏朝见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赐其妻李姓,预宗亲,封常乐公主。贞观十三年乙毗咄陆可汗统一西突厥,遣吐屯阿史那矩领高昌冠军大将军,监督其国,至此高昌被西突厥控制,麴文泰随即倒向西突厥:不仅不再朝见唐朝,更联合西突厥兵犯伊吾、掠焉耆,壅绝西域商道。李世民下书责问麴文泰并向其索取由中原逃亡其地之人,然而未得回应。李世民终于愤怒了:连称雄北亚的东突厥都灭亡于这位雄主之手,北方各族同上尊号“天可汗”,如今小小的高昌竟敢无视天可汗的权威,是该教训教训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军出讨高昌。此时的麴文泰打定主意和大唐对抗到底——他表示:‘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邪!“他还对自己的大臣分析道:自己曾亲自前往长安、洛阳朝见隋、唐两朝天子,如今河西之地不复隋时兴盛,市井萧条。唐军若来,兵少,我们自能抵挡;若是兵多则后勤势必难以为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麴文泰说的也是事实——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正处于贞观之治时期,但就繁荣富庶的程度而言其实尚不及隋朝。问题是麴文泰低估了李世民的决心——高昌遥远的地理位置固然给唐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巨大的难题,然而他似乎忘了类似的问题在当初唐军灭东突厥时也曾出现过,可结果唐军解决了补给的问题并成功消灭了东突厥。贞观十四年唐军兵临碛口,西突厥援军不至,惊惧无计的麴文泰病发身亡。随后其子麴智盛,这位高昌新王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唐军投降。
提起西藏地区的古国也许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吐蕃,然而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这片土地上曾活跃着众多的古国,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象雄古国。象雄古国大约建立于公元前1500年到西元元年之间的铁器时代。象雄是青藏高原本土原生宗教雍仲本教的发祥地,有着独特的象雄文。象雄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都有过交流,被誉为“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在吐蕃崛起前象雄是青藏高原上一个强大的国家,吐蕃日渐崛起之后象雄末代国王李迷夏曾迎娶松赞干布的妹妹赞蒙赛玛噶,后来两国关系破裂导致松赞干布以妹妹赞蒙赛玛噶失宠为由率军于642年讨伐象雄,用三年时间攻灭了象雄。关于象雄的地理位置,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域,只能确定大致的方位: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是为上象雄;东至今昌都丁青是为下象雄;横贯藏北的尼玛、申扎一带是中象雄。象雄王宫就建在当惹雍错湖边。象雄王国遗址位于西藏那曲尼玛县文部乡办事处不远的穷宗,这里的大片遗址即是象雄都城之所在。事实上青藏高原出现的最早的文字并不是如今藏族同胞使用的藏文,而是象雄文。青藏高原本土原生宗教雍仲本教最初的经典都是使用象雄文,尔后才翻译成藏文,今天有些雍仲本教寺院的藏书中还有一些象雄文和藏文对照的本教经文及两种文字对照的词汇。
在今天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南木林县一带曾存在过一个同象雄、吐蕃并立的古国。据《隋书》记载:苏毗“人有万家”,由此可见隋朝时期苏毗已是有户逾万的大国。苏毗的崛起甚至一度切断了象雄王室与东部象雄(多康地区)的联系。苏毗国内实行女王与小女王的共同执政,因此也有说法认为苏毗就是《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原型——当然历史上苏毗国有女王,但不代表没男性,只是可能苏毗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状态之下。苏毗女王达甲吾在位时颟顸昏庸,骄纵暴戾,大臣念·几松上言劝谏,反为达甲吾所逐。念·几松于是暗中策划杀死了达甲吾,转而投奔小女王墀蚌苏。达甲吾死后墀蚌苏成为苏毗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重赏前来投奔的念·几松,念·几松也渐生骄心。与此同时念·几松的家人也得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其中尤其以念·几松的妻子最为恣意妄为,激起了苏毗国内巨大的民怨。最终内忧外患之下的苏毗被吐蕃征服。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派兵与新罗联合灭高句丽,此后为了防止高句丽政权复辟并有效控制高句丽遗民与临近的靺鞨、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唐朝又强行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徙居辽西营州(今辽宁朝阳),在这群迁徙的粟末靺鞨人当中有一个叫大祚荣的小孩,此后他在营州生活了近30年。营州是当时唐朝(武周)东北的中枢重镇,除了大祚荣所属的靺鞨人以外,还生活着高句丽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问题突出,极易发生动乱。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叛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是为“营州之乱”。事发后武周女皇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被击败,其后周军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697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李楷固等投降,营州之乱平定,武则天改元“神功”,以示庆贺。当时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职。李尽忠失败后,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率营州靺鞨部众东奔辽东。武则天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分别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于是武则天命令契丹降将李楷固等追击,斩了乞四比羽。此时乞乞仲象在逃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立,率所部继续东奔。武则天派李楷固前往讨伐,穷追不舍。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天门岭之战为大祚荣率领的东奔队伍赢得喘息时间。698年(圣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攻入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说在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建立政权,并以尊称“da(古通古斯语,即酋长)”,自创其姓大氏,自称“震国王”(一作振),是为渤海立国之始。从大祚荣建国的过程来看:自营州东奔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其东奔队伍的构成则是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次之,并夹杂有少量的汉人、契丹人等。这些人就是渤海立国的基础。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5000(一说2000)里,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705年唐中宗复位,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接受招抚,向唐朝称臣,并遣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侍,留为宿卫。唐朝准备进一步册封大祚荣,但“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故册封一事暂时搁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寺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遂成为其新国号。崔忻将其册封大祚荣的事迹刻在都里镇(今辽宁旅顺)的一块石碑上,即“唐鸿胪井碑”,成为见证唐渤关系的重要物证。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唐玄宗追赠其为特进,并遣使吊祭。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虽然也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但更注重自主性,不用唐朝年号而“私改年曰仁安”,并且“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大武艺即位后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征服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东北诸夷”,特别是他对黑水靺鞨的战争,更是触及唐朝的利益。黑水靺鞨自722年开始归顺唐朝,726年唐玄宗以其地设立黑水都督府,并派遣长史监领。大武艺闻之大怒,认为黑水靺鞨私自通唐是要与唐夹攻自己,于是派弟弟大门艺与舅父任雅发兵征讨黑水靺鞨。大门艺害怕得罪唐朝,反对出兵,但大武艺一意孤行,演变成一场冲突,最后大门艺出走唐朝避难。此后围绕大门艺事件,唐渤矛盾逐渐加深:727年大武艺派人东渡日本,试图结援日本以对抗唐朝、确保安全,此外亦与契丹结盟。完成准备后大武艺于732年水陆并进侵犯唐朝:水路由张文休率海盗直取登州,杀死刺史韦俊;陆路由大武艺亲率大军至马都山(今河北东部)一带,屠戮百姓。唐朝将领乌承玼、盖福顺等奋力抗击渤海入侵,新罗、黑水靺鞨、室韦亦发兵助唐,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在此期间,大武艺为打开局面,曾派人至洛阳行刺大门艺,但未能得逞。大武艺也意识到不能继续对抗唐朝,于是派大诚庆赴唐谢罪,唐玄宗下敕书予以赦免。其后大武艺撤兵,并送还唐朝俘虏,唐朝亦对其进行赏赐,唐渤关系终于恢复。737年大武艺去世,谥号“武王”,其子大钦茂继位,是为渤海文王。大钦茂在位56年之久,期间渤海国势蒸蒸日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进入了高峰阶段。大钦茂大兴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设五京及府、州、县的建制,完善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大钦茂在位时,渤海农耕经济发展,并加强了与唐朝和日本的商业贸易,其间遣使入唐49次,出使日本12次,访问使团不仅次数多,规模也大。在文化上大钦茂在即位第二年就派人入唐抄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其后又多次派子弟前往唐朝学习。对外方面大钦茂继续保持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在安史之乱期间未贸然卷入,而是采取迁都上京以防叛军侵入、加强与日本联系等措施。762年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便下诏升格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正一品检校太尉,作为对渤海的褒奖,使渤海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大钦茂与日本亦往来频繁,不仅12次派使访日,而且日本也在758年首次派小野田守等人出使渤海。大钦茂虽对唐称臣,但对内使用自己的年号(大兴、宝历),甚至使用“皇上”、“圣人”等称呼。大武艺以来的自主政策得以继续维持下去。793年渤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其后20多年间,渤海一度进入中衰时期,先后更换了废王大元艺、成王大华玙、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义、简王大明忠等六代国王,其间政局动荡,屡有宫廷政变发生,废王大元艺即为国人废黜并杀死,大华玙、大元瑜、大明忠等亦可能因政变而即位或死亡。 818年大祚荣之弟大野勃的玄孙大仁秀即位,是为渤海宣王。大仁秀以后,渤海国势中兴,并步入全盛时期。宣王大仁秀重在武功,他曾大破新罗,迫使新罗退至浿江(今大同江)筑长城三百里;同时向北征服其他靺鞨部落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并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靺鞨,将兴凯湖、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于渤海国的控制之下,于其地设怀远府、安远府,故史书记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830年大仁秀去世,其孙大彝震继位。大彝震时期进一步营建上京宫阙,并发展与唐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尤其与唐朝往来最为频繁,大彝震不仅14次派使入唐朝贡,并派遣许多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唐朝也派张建章访问渤海,张建章受到大彝震的款待,回国后著有《渤海记》,详细记录了渤海诸王谥号、年号、官制、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成为研究渤海国的珍贵史料。虽然当今该书已亡佚,但宋朝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内容多参照该书,使渤海的状况能较详细地被记载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渤海诸王的谥号、年号仅在大彝震之前保留,而大彝震以后则失传了。大彝震于857年去世,以后又经历了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
于阗国早在汉代就已立国,是汉代典籍所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其王族本姓尉迟,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就已向中原王朝进贡。在这一时期于阗兼并戎卢、扜弥、渠勒、皮山等国。在西晋时于阗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北魏年间于阗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渐衰。唐太宗贞观年间于阗王遣子入侍唐廷。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请和亲,唐使其属下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婆﹑葱岭五国作为聘礼。贞观二十二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唐朝罢四镇。上元元年(674年) 安西四镇复归于唐朝。于阗王伏阇雄击走吐蕃,亲自入唐,唐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辖6城等10羁縻州,任命伏阇雄兼都督。仪凤三年(678年)吐蕃进占安西四镇。仪凤四年(679年)崔知辩击吐蕃,唐朝占安西四镇。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之乱(684)以后有意笼络人心,显示其“ 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故下令放弃安西四镇。687年-689年,吐蕃趁机进占安西四镇;武后长寿元年(692)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等率军击破吐蕃,收复四镇。唐玄宗天宝年间于阗王尉迟胜入唐,唐玄宗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安禄山起兵叛乱,尉迟胜自率兵赴中原之难,安史之乱平定后尉迟胜终老长安。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唐授于阗王尉迟曜兼四镇节度副使,并管理本国事。他率领当地民众与唐镇守军一起戍守于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北庭的西州例外,公元792年吐蕃占西州,完全占领北庭),并占领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之后几年吐蕃占据安西其他三镇,没有资料能说明吐蕃开始占据安西其他三镇的确切时间。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势衰,于阗趁机获得了独立。9世纪末叶于阗开始和张议潮在敦煌创建的归义军政权交往。在这一过程中国王尉迟婆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912年正式登基自称“唐之宗属”的他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唐朝国姓李氏,给自己取了一个汉语名字——李圣天。李圣天深受汉文化影响,面对吐蕃和西部的大食的威胁,他选择和敦煌的汉族归义军政权结盟——后梁贞明六年(920)归义军的实权旁落长史曹议金手中。曹氏统治敦煌期间和于阗的关系更加密切:两地使者、僧侣来往不断。曹议金把次女嫁给于阗王李圣天为后,李圣天第三女又嫁给曹议金之孙曹延禄为妻。所以在敦煌莫高窟不仅有李圣天画像,还有“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像以及“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像。可见于阗国与沙州政权不仅是政治上的结盟关系,而且也在血统上结成了亲缘关系。李圣天不仅同河西的归义军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有着频繁的交往:后晋天福三年(938)于阗国王李圣天派遣一个很正规的使团,由检校太尉马继荣为正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副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为监使,到达后晋都城汴京(今开封),向国主石敬瑭进贡,贡物有红盐、玉石、白氍、郁金香、牦牛尾等名贵土特产品,表示归顺之意。晋朝对于阗国主动归属十分赞赏,封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封张再通为卫尉卿,吴顺规为将作少监。为了向于阗国表示友好,晋朝于同年派出回访于阗的使团,供奉官张匡邺为鸿胪卿,彰武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出使于阗并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后晋使者高居诲出使于阗时发现这里仍沿袭唐代行政制度——都城建筑民风更是一派东胜风范、中州景象。高居诲也见到于阗境内还有一些吐蕃族篷帐。吐蕃人常与于阗人互相劫掠攻击。李圣天在晋朝使者面前,对吐蕃颇有责诮之言,并要求与晋朝订立联合对抗吐蕃的盟约。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建立了北宋王朝后一直渴望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于阗王李圣天,闻之欢呼雀跃、不胜欣喜。立即派使前往开封,向宋太祖表示祝贺和归属之意,并进贡了玉圭、玉匣、玉枕等物。这时的于阗除了盛行佛教,一部分回鹘人还信奉摩尼教;所以于阗的摩尼师也向宋朝进献了琉璃瓶、胡锦等物。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来往频繁。特别是宋朝中原僧侣道圆从于阗回国,于阗僧侣善名、善法等纷纷到达宋朝,不仅加强了两地佛教文化的交流,而且也都带有一定的政治使命。如道圆回国时就与于阗使者同行,善名、善法赴宋朝时,带来了于阗宰相致宋朝枢密使“求通中国”的书信。这说明当时于阗佛教仍很盛行,在政治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于阗王还派其子多次赴朝,贡献方物,沟通与中原王朝的联系。
公元840年黠戛斯人出兵击破回鹘汗国,由此开启了漠北回鹘部族西迁的历程。其中有一支西迁的回鹘部族在葱岭一带(今帕米尔高原)创建了一个地方政权——这个政权被称之为喀喇汗王朝,也有将其翻译为黑汗王朝的。传说喀喇汗王朝的开国者是毗伽阙·卡迪尔汗——他建牙帐于楚河上游的巴拉沙衮,号称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境内的布拉纳城)。喀喇汗王朝早期领土仅限于七河地区,以后又归并了伊犁河谷、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地区。毗伽阙·卡迪尔汗去世后长子巴兹尔继承汗位,为阿尔斯兰汗,治巴拉沙衮;次子奥尔古恰克称博格拉汗(卡迪尔汗),治恒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奥古尔恰克时期,同波斯萨曼王朝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公元893年萨曼皇帝伊斯玛仪·本·马赫穆德攻破恒逻斯,奥古尔恰克的1万名战士阵亡,他的妻子和1.5万人被俘。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继续同萨曼王朝进行斗争。奥古尔恰克曾经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游牧部落的传统,在其兄巴兹尔死后续娶他的妻子并收留了兄长的儿子,此人就是后来喀喇汗王朝第三任大汗萨图克·博格拉汗。为了和萨曼王朝斗争,奥古尔恰克庇护从河中地区出逃的一位王子纳赛尔·萨曼尼,让他住在阿图什。萨图克在此人的劝导下,皈依伊斯兰教,秘密发展自己的力量。巴兹尔去世没有传位于其子,而传位于其弟奥尔古恰克。奥尔古恰不欲帝位按传统传给侄子也就是巴兹尔之子萨图克。因此萨图克在河中地区伊斯兰教圣战者的支持下,打败并杀死其叔父奥古尔恰克,夺取了政权,称博格拉汗。不久他在穆斯林信徒的支持下从萨曼王朝手中夺回恒逻斯,随后攻占巴拉沙衮,基本确立了对塔里木盆地西部、费尔干纳地区和七河流域的统治。受萨曼王朝穆斯林的影响,萨图克早年就归信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并且在其影响下属下信教一些王室成员也改宗伊斯兰教。萨图克由于改宗伊斯兰教而得到了汗国西部穆斯林及本国穆斯林的支持,实力大增,因此引起叔叔奥尔古恰克的警惕。随着实力的增加,萨图克也有了夺回帝国的野心:公元915年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古拉姆近卫军以及萨曼王朝穆斯林的援助下,他以武力从信仰萨满教的叔父手中夺取了政权。夺位之后萨图克自称苏丹·萨图克·博格拉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国内推行伊斯兰教。并且按波斯伊斯兰国家模式建立了伊斯兰教法统治,创建官僚队伍与管理机构,设立宗教法庭,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宗教学者队伍日益扩大,寺院经济大量发展。萨图克去世后其子穆萨(巴依塔什)继位,称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萨图克的次子、木萨的弟弟苏莱曼治巴拉沙衮。在苏菲派教士的帮助下,穆萨实现了王朝的伊斯兰化。公元960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20万帐突厥人入教。从此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突厥语民族伊斯兰王朝的历史。萨图克·博格拉汗夺位之后立即采取了几项措施用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其一放弃传统的贵族世袭官制,采用军功授官方法;其二取消将王朝领土作为家族财产分封的做法;其三废除由旧贵族主导的地方政治,改为由大汗派出的机构与官僚,由汗室与中央统一管理。但却为驻巴拉沙衮的顽固派贵族所反对。萨图克即对顽固派用兵,打败了顽固派贵族集团,一统王朝。在统一内部之后萨图克·博格拉汗立即把矛头针对境外:第一个目标便是西部的萨曼王朝——之前在奥尔古恰克时期萨曼王朝于893年夺取了喀喇汗王朝的重镇怛罗斯,迫使奥尔古恰克将政治中心迁至喀什噶尔。萨图克出兵萨曼王朝,一举收复怛罗斯。喀喇汗王朝并没有停止对萨曼王朝的用兵,但由于此时的萨曼王朝十分强大,所以喀喇汗王朝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十世纪末萨图克·博格拉汗之孙哈仑·博格拉汗驻八剌沙衮,阿里·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此时的喀喇汗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实力大为增强,而萨曼王朝由于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而逐渐趋于削弱,在这种有利条件下阿里·阿尔斯兰汗与哈仑·博格拉汗率领15万大军进军河中地区,喀喇汗军队所向披靡,于992年攻陷其都城布哈拉。不久。博格拉汗·哈桑身染重病,锡尔河下游的土克曼人也向喀喇汗王朝的军队进攻,于是他决定撤军,死于返回巴拉沙衮的途中。喀喇汗王朝的乌兹干统治者阿尔斯兰伊利克(狮子王)纳赛尔(阿尔斯兰汗阿里之子)继续博格拉汗·哈桑征服河中地区的事业。999年他联合今阿富汗境内的另一突厥王朝——加兹尼王朝(962~1186)的君主马赫穆德共灭萨曼王朝,俘虏皇帝马利克二世,从此喀喇汗王朝据有阿姆河以北中亚地区。纳赛尔在布哈拉留置总督后,也返回自己的封地首府乌兹干。与此同时喀喇汗王朝还以圣战之名对东方的于阗王国发起进攻——喀喇汗王朝以圣战为号召取得了西亚穆斯林的大力支援;而于阗则获得了高昌回鹘、归义军、甘州回鹘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原的宋朝也在名义上表示支持于阗,但由于此时宋、辽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并未对于阗提供多少实质性支持。1004年喀喇汗王朝灭于阗国,和田地区尽为喀喇汗王朝所辖,不久喀喇汗王朝同自己的同族兄弟——高昌回鹘发生战争,喀喇汗可汗阿赫马德·托干汗率军数次击败高昌回鹘,此时的高昌回鹘也拥有强大的国力,并与辽朝保持着友好关系,面对喀喇汗军队的进攻,高昌回鹘在组织武力抵抗的同时,也在策动游牧民族夹击,在辽国的默许之下来自蒙古高原的3万帐(一说30万帐)“异教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契丹人,以及尚未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大肆进入喀喇汗王朝的边境,阿赫马德.托干汗击溃了这些游牧部落的侵袭,并将他们牢牢地拴在阿力麻里、叶密立等地的草原。喀喇汗王朝在皈依伊斯兰教并战胜于阗和高昌回鹘后仍尽力保持着中国王朝的特色——喀喇汗王朝的可汗自称“桃花石汗”并将这一称号印制在其货币之上,除此之外可汗有时也自称“秦之王”及“秦与东方之王”——这两个名号的中国意味就更浓了。而在喀喇汗国自己编写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解释道:“秦”是由桃花石(宋)、契丹(辽)和喀喇汗国三部分组成,由此可见在喀喇汗国在心理认同上是认可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这再次充分证明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6. 唐朝开国皇帝身上有鲜卑血统?
感谢邀请。
第一点,历史文化认可
在中国正统的文化里,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论宗族,从来就是以父系论,而不是以母系来论。
中国古代的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母系论,那不是乱套了吗?
所以,李氏唐朝虽然居住在陇西那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岂止是有鲜卑血统,恐怕,其他胡人的血统也是有的。
但终究,血统是以父系来论。
第二,自身认可
大家所知道的,李渊的母亲是独孤氏,是鲜卑贵族 ,便有人说李唐是少数民族政权。
但是,李渊的先祖却是地地道道的汉族。
他的祖先的名人从道家的李耳开始,西汉李广,李暠,唐国公李虎,唐高祖李渊。
《旧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说:“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
从骨子里,他是瞧不起那所谓的戎狄的。他骂戎狄,就是以大汉族自居。
所以,他自认自己是堂堂正正地地道道的汉族李氏。
不仅李世民,李唐所有的皇帝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汉人。
至于娶几个少数民族媳妇,那根本不会乱了自己的血统。
李唐王朝618年从李渊开始到907年朱温篡唐结束,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
中间有个李氏的媳妇武则天建立大周。由于时间短,而后又回归大唐国号,也由于武则天特殊的身份,历史上也就把它归于唐朝。
第三,之所以有李氏唐朝是胡人政权的说法,纯粹就是后来日军侵华时期,为了蛊惑人心,乱放烟雾弹而已,不必在意这苍蝇嗡嗡响。
他们的意思是,你们所说的大唐荣耀盛世,都不是你们汉人建立的,有什么好吹嘘的。
当然,现在看来,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追究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
汉族的儒家文化包容性极强,最初的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族统治,可是,最后反而被汉族同化了。
就像达尔文进化论说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如此,文化何尝不是如此。最后的大融合,其实就是一种优秀文化的自然选择。
所以说,现在说李唐是少数民族政权,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它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中国,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大家庭。
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后人也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
7. 吕雉独女鲁元公主下场如何?
吕雉在刘邦死后,把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做成“人彘”,几乎把刘邦的儿子们赶尽杀绝,出手狠辣无比。其实吕雉在嫁给刘邦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操持农务、照顾老小还是非常贤惠的。
吕雉嫁给泗水亭长刘邦时,刘邦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并且还有个私生子刘肥。
吕雉与刘邦婚后不久,相继生下了长女鲁元公主和刘盈。
鲁元公主和刘盈虽是刘邦的嫡子女,但并未得到刘邦的宠爱。
刘邦在发迹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鲁元和刘盈还要跟随母亲吕雉下地操持农务。
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后,即离开妻小。直到汉二年,鲁元和弟弟刘盈才与父亲刘邦团聚。
这一年,项羽率师齐地平叛田荣,刘邦乘虚占据楚都彭城。项羽闻讯后,杀回彭城,大败刘邦。刘邦只剩数十人马,侥幸逃出生天。
项羽一气之下,追杀刘邦在沛县的家人。刘邦的家人在逃亡中失散,刘邦的妻子吕雉和父亲刘太公被项羽的军队擒获,而女儿鲁元和儿子刘盈则与刘邦的人马相遇,与父亲团聚。
但这次劫后重逢,并没有给刘邦带来惊喜,反而差点要了鲁元姐弟俩的命。
在逃亡中,刘邦为轻车快进,逃离险境,三番五次将鲁元姐弟推下马车,幸亏滕公夏侯婴于心不忍,将姐弟俩又抱上马车,恼怒的刘邦甚至多次要杀死夏侯婴。
刘邦把自己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置亲生儿女于不顾,这不能不说刘邦是何等得自私了。
所以,日后吕雉母子对夏侯婴非常感恩。刘盈即位后,特赐与夏侯婴一座皇宫附近的府第,以示恩宠。
吕雉在项羽处被扣押了两年后,终于在项羽和刘邦鸿沟议和后,被项羽释放,与分别七年的丈夫刘邦重聚。
可是,这时的刘邦已有新欢戚夫人,并且已与戚夫人生育一子刘如意。
戚夫人年轻貌美,而历经苦难的吕雉已红颜不再。陪着刘邦四处征战都是戚夫人,而吕雉则沦为留守。
戚夫人生育的刘如意得到了刘邦全部的父爱,而鲁元姐弟俩还是一如既往地得不到父亲的疼爱。刘邦甚至想废掉刘盈的太子之位,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新的太子,只是由于大臣们的极力反对才作罢。
而鲁元也差一点被刘邦和亲匈奴,远嫁塞外。
汉初,由于匈奴的势力非常强大,大臣刘敬提议以公主联姻怀柔匈奴。
刘邦对鲁元公主本来就无父爱之心,结果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后来,由于吕后的极力反对,更多地是因为刘邦也感觉这样做的话,倍感无面,鲁元这才没有远嫁。刘邦选了一名宗室女冒充鲁元公主和亲匈奴。
刘邦对女儿鲁元公主毫无感情,连带着对女婿赵王张敖也不待见。
汉七年,刘邦班师回京路过女婿张敖的封地赵国。
张敖对老丈人毕恭毕敬,甚至还把自已的美人赵姬献给了刘邦。
但刘邦对张敖颐指气使,并且毫无礼节地坐姿不雅,对张敖骂骂咧咧。
这令张敖的父亲张耳留下的老臣赵午、贯高等对刘邦非常不满,并瞒着张敖,决定刺杀刘邦。
汉八年冬,刘邦平叛韩王信后班师回京,途经赵国柏人。
贯高等人决定在此地刺杀刘邦。但由于刘邦临时变卦,没有留宿柏人,因此,这次刺杀行动流产。
但在次年,这次刺杀行动被贯高的仇人告发。张敖、赵午、贯高等人都被刘邦缉拿。
由于贯高力证张敖并没有参与此事,在吕后的斡旋下,张敖才得以释放。
张敖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还是受此案牵连被拿掉了赵王的位子,改封宣平侯。
在拿掉了张敖这个异姓王后,刘邦随手将赵王这顶王冠赐给了他最宠爱的儿子刘如意,此时刘如意只有十岁。
鲁元公主与张敖育一子张偃、一女张嫣(一说为鲁元公主继女)。张嫣十岁时,又成为外祖母吕后巩固权势的牺牲品。
汉惠帝刘盈即位后,吕后为了亲上加亲,册立鲁元公主的女儿、十岁的张嫣为皇后。
外甥女嫁给自己的舅舅,这桩不伦的婚姻令惠帝痛苦而又尴尬。
鲁元公主自然对母亲的决定深感荒唐,而面对强势的母亲,柔弱的鲁元公主又能为女儿做些什么呢?只有唯吕后之命是从罢了。
鲁元公主对婚后的张嫣非常挂念,在皇帝弟弟面前经常询问张嫣是否过得开心。从中,也流露出鲁元公主深深地无奈。
此后,小小年纪的张嫣被吕后所操控,成为吕后权谋争斗的一枚棋子。
由于张嫣久未怀孕,吕后便将其他妃子所生的男孩谎称为张嫣所生。
惠帝在二十三岁去世后,吕后立张嫣的养子为帝,自己操控实权。
在惠帝死后的次年,鲁元公主也悄然离世。鲁元公主比惠帝年长几岁,离世时也应该是很年轻的。
吕后狠辣强势,而作为她的女儿的鲁元公主却非常端庄柔弱,如同她的弟弟惠帝一样仁慈。
鲁元公主少时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却遭到父亲刘邦的弃杀,幸得夏侯婴相救。成年后,又险被父亲和亲匈奴。
可以说,刘邦无论在发迹前还是在称帝后,对鲁元公主几乎是无视的。
母亲吕后对鲁元公主是极为疼爱的。但这种疼爱也不敌诱人的权势。
吕后将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嫁给惠帝刘盈,这也造成了张媽一生的悲剧。
吕后死后,周勃等功臣诛杀诸吕,张嫣被迁居北宫,寂寥的生活了十七年之后,三十六岁的她孤独离世。
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弟弟,这桩婚姻对鲁元公主的精神伤害也是至深的。
应该说,鲁元公主虽然贵为刘邦和吕后的嫡长女,身份尊贵无比,但她一生却没有得到丝毫的父爱,强势的母亲又将自己外孙女嫁与自己的儿子,鲁元公主虽尴尬却无力改变。长期的抑郁极大地损害了鲁元公主的健康,这可能也是鲁元公主早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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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匈全面战争破解,八阵图真的能困住十万雄兵吗?
以八阵图困住东吴的十万大军,这是民间的说法,虽然是流传已久,但这个故事能够让民间都知道,还是要仰仗于《三国演义》:
逊笑曰:“此乃惑人之术耳,有何益焉!”••••••逊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枒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
看了这段话的描写,让人们不由得就会认为,八阵图简直是神乎其神,犹如仙法一般。可事实上,又怎么会有如此玄之又玄的玄妙阵法。历史上确有八阵图的存在,但绝没有小说中“荒诞”。
分析“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是杜甫所做的《八阵图》,由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八阵图在民间的流传,要早于三国,而且根据杜甫所写,这个阵法的确曾经对东吴产生过威胁。
诸葛亮虽非神人,但在民间早已有着神仙一般的地位。关于他的传说那是数不胜数,武侯奇门,木牛流马,八阵图,这些都是诸葛亮的“跨纬度”创作。
只不过,回到真实的历史上,八阵图虽然厉害,但想以八阵图困住十万雄兵,也是需要有相应兵力的。而且,这个阵法也并非无从可破,更为准确地说,八阵图并非一阵,而是“阵”之组合。
“阵法”的流行曾几何时,“阵法”是一个极其流行的“战斗方式”。在西周到东周的那段时间里,“阵法”有时甚至是“礼仪”的一种代表。
就好像是武林高手用意念比拼,在一段时间里,对阵双方所比拼的就是“阵法”。这种比拼不是说刺刀见红,而是说双方布阵完之后,让对方的将领来“破阵”。
如果对方将领能够给出“破阵”的方法,那么战斗就宣告结束。听起来有点像墨家以器具退兵一样,匪夷所思,可在那个年代,有时候就是如此草率。
或许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或许是因为生育能力不足,不想因为交战而损失人口;也许是对礼仪的一种延续。
总而言之,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只会出现在“评书”中的桥段,在历史上真的流行过。也正是因为它的流行,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阵法的存在。
而提及阵法,人们一定会想起《周易》,正所谓“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杜景死京开”这一套出自奇门遁甲的基本原理,成为了后世阵法的“渊源”所在。
八阵图提及八阵图,我们就必然会提及八卦。后世所有的阵法演变,基本都离不开八卦。不管是五行五方,亦或者八阵八卦,其布阵之最大原理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方位。
虽然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方、八位都有各自对应的属性,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布阵对应了方位就真的有其所对应的“五行阴阳”的属性了么?
听过评书的人一般都知道这句话“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但这些东西不过是来自于“传说”之中,事实上,占据了东方就会有“木的属性”了么?
或许会,但即便是会,这也是少数人,少数范围内才具备的“特别之处”,并不能成为广泛且普遍存在的真理。
而事实上,八阵图也绝没有传言中那样神乎其神,其实就是八种阵法的组合。这八种阵法并没有什么极其“玄之又玄”的地方,只是诸葛亮对于前人阵法的一种改进。
所谓的八阵图,其实就是几种名字听上去很牛:天覆阵、地载阵、风扬阵、云垂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蛇蟠阵。而实际上,使用起来,肯定没有听上去那么牛的阵。
譬如八阵图中的天覆阵:天阵十六,外方内圆,四为风扬,其形象天,为阵之主,为兵之先。善用三军,其形不偏。
从这个“赞”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这个阵就是一个外圆内方,护卫中军之阵。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稳”,把中军或者统帅,围护在阵中,以便指挥外线作战。
再比如说风扬阵:风无正形,附之於天,变而为蛇,其意渐玄,风能鼓物,万物绕焉,蛇能为绕,三军惧焉。
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和评书中的“一字长蛇阵”极其相近,其实就是“线”阵。用步兵或骑兵,以外线包围的方式对敌作战,但这需要的是“兵力”以及灵活性。
阵法,不管说得再如何玄妙,它所要针对的都是人,是战士,而这些战士在古代也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步兵一类是骑兵。
而阵的核心,也无外乎是人,最多就是增加一些“地势、气候”因素。可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地方的士兵。
至于说如何对付,也不过就是进攻与防卫两种,当然也会有防守反击等方式,但大原则不会改变。布阵的原理其实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布阵就是为了护卫、防守、进攻、突击,用李靖的话来说,任何的阵法都脱离不出一个大的原则:
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而如果我们要是简单地理解这句话,那就是“围”“环”“闭”“护”“绕”“合”等形式。高明之处就在于谁去指挥调度。厉害的是调度阵法之人,而并非阵法本身。
战国时期的赵括绝对是精通阵法之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阵法。说他是战国“阵法理论”大师丝毫不为过,可他的阵法再厉害,还是败给了白起。
破阵“布阵”与“破阵”,阵法的高低,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没有绝对破不了的阵法,只是看谁去破阵。
不过“破阵”的人,一般需要了解这个阵法,只要了解了这个阵法的原理,就自然可以破阵。根据《晋书》记载,桓温起码是了解《八阵图》的人:
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 文武皆莫能识之。及军次彭模,乃命参军周楚、孙盛守辎重,自将步卒直指成都。这里面的八阵图,自然不可能是诸葛亮在作战中实际使用的八阵图,而是他所造的八阵图之模型。
桓温看到之后,说这个阵是“常山蛇势”,说明桓温能够识得此阵。常山蛇是一种能够首尾呼应,相互救援的蛇,桓温既然懂得这个原理,那就可以破了此阵。
而桓温的这个说法,其实也就印证了八阵图中的“风扬阵”,就是所谓的“一字长蛇阵”,一种以“呼应”与“包围”为布阵原则的阵法。
这种阵法想要破解,只需要冲破中部,让其不能完成首尾呼应。如果要是更为稳妥的话,那就是进行分割包围。
还有上述所说过的“天覆阵”,这种阵法要是破解,只需要用重骑兵进行冲阵就可以。当然了,如果布阵方在外围增加防御措施即“壕沟”“巨鹿”之类,那就使用“沙袋填充”和“步兵冲车”就可以了。
结语阵法是否厉害,不是取决于阵法本身,而是取决于调度阵法的人。
而是否能够破阵,也是取决于人的因素。只要破阵之人能够充分了解此阵法的原理,那就可以破解此阵。
同是军事大家的李靖,既然在八阵图之后将此阵进行了改进,那就说明他能够破解八阵图。否则的话,他也做不到改进。
2. 三国演义里貂蝉的结局是怎样的?
三国时代是一个群雄逐鹿中原的战争时代,争夺天下需要一定的武装力量,但是同时而、权谋之术也是同样重要的,有时权谋之术甚至较之武装力量更为重要。和前代相同,几乎提到权谋,尤其是男权时代的权谋之时,都离不开的是一条,那就是“美人计”。美人计因其在一群五大三粗的男性中展现的柔情独具魅力。貂蝉便是在这些权谋作品中上演的一出非常精彩的“美人计”的“工具”。
貂蝉的形象无论在民间传说、地方传播的歌谣、草根野史的记载、地方志文献等相关的记载都是简略而零星的,在被誉为帝王家事的正史二十四史中似乎无迹可寻。关于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貂蝉这个人的相关争论,时有发生,关于貂蝉的真实身份,也是也众说纷纭。但是沈伯俊先生曾经表示过,他曾经撰文明确的指出过,没有貂蝉这个人,貂蝉的形象完全是从宋元以来随着戏剧话本等艺术形式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精彩浪漫想像塑造出来的虚构的文学形象产物。
貂蝉这一形象作为三国相关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本来并不存在的人物形象,主要还是来自经过加工的艺术创造,貂蝉的形象可以说是后来的文学家们、艺术家们、编剧们在宋元以来流行的传奇、小说、话本等文本形式或口头流传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的加工和浪漫的想像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可以相当肯定的说,貂蝉是是虚构而来的。
根据史书的记载和通俗的文艺作品的相关叙述,貂蝉的形象以及其身份的来源应该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根据《三国演义》中,貂蝉是王允府中的歌妓,是王允施展“连环计”的最大诱饵,后来吕布为其杀董卓,纳其为妾室;
第二可能是来源于元代流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一出,这里的貂蝉是吕布的妻子,貂蝉曾经跟随吕布在军中生活,后来因为黄巾之乱世道混乱被迫不小心间和吕布离散;
第三中可能是根据《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而来的,貂蝉还不是“貂蝉”,只是董卓的婢女,婢女和吕布私通,引发了后来董卓与吕布的矛盾。
这些记载中虽然不见貂蝉的名字,但隐约可以感觉到“貂蝉”形象的身影。
关于貂蝉这个确切的任务,无论何种史书中其实都没有无明确记载,但是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仅有的一些文字中似乎可以看见未来成型的“貂蝉”形象的影子。《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中记载有:“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也就是董卓信任吕布,让吕布守在自己家里,也正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吕布竟然和董卓家里的婢女搞上了。同时《后汉书·吕布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所表达的意思几乎一模一样。
这两本书的记载内容基本相同,吕布和董卓不是日久生情反而处久了结怨,吕布反而与董卓婢女日久生情,两人私通,吕布心惊胆战,直到董卓脾气不好,生怕事发自己性命难保,恰好这时王允想要拉拢吕布,他成功的说服了吕布作为内应,到最后吕布成功的刺死了董卓。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既没有提到后世的文学作品大都津津乐道的“连环计”,也都没有提到“貂蝉”的名字,也没有描写貂蝉的美貌,更不要说吕布因貂蝉和董卓反目成仇了。但是,书中提到了董卓的婢女,正是这位董卓的婢女在吕布与董卓的关系恶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都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相应章节的情景。王允将貂蝉作为礼物分别送给董卓和吕布,造成二人矛盾吗,使得两人关系破裂,为安抚吕布诛杀董卓起到决定性作用。
到了元代时候,出现了《三国志平话》,其中已经有了“貂蝉”这一人物称谓,也有了王允“献貂蝉”的美人计。元代的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之中塑造貂蝉的形象较前代即细致又成功,总体而言对貂蝉的行为也是持有肯定的赞赏态度。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所着的《三国演义》中更是完美地为读者演绎展现出了“连环计”的故事,貂蝉的人物形象塑造到此基本定型。由此可见,元明时期流行的三国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提及貂蝉时,已经逐渐地从主要表现和突出事件的相关人物向重视貂蝉个人形象的塑造上转变。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到的貂蝉形象是在《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的基础上发展塑造而来的文学形象,罗贯中在创作中完善了《三国志平话》中关于连环计的相关情节,修改了貂蝉作为吕布之发妻的原本身份,将其改为自幼被王允收养的女孩,是王允府中一位色艺俱上等的歌妓。同时写作貂蝉为了报答王允收养的恩情,为救天下的苍生黎民百姓,巧妙的运用智慧,精彩导演了“凤仪亭”这出戏,成功的实施了“连环计”,最终使得吕布与董卓的关系破裂,并借吕布之手杀掉了董卓。
《三国演义》本来描绘的是相当典型的男性争权夺利的世界,作品里的女性几乎无一不被描绘成是男性的附庸,她们的婚姻缔结,也往往都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所采用的的手段,如刘备和孙尚香的婚姻。而貂蝉则又是另一个典型,王允利用貂蝉的美色作为武器,以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在这里貂蝉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突出了貂蝉作为“女性”的利用价值,貂蝉完全丧失了个人的自我,纯粹的成为男权统治下开展的政治斗争中的所使用的工具和牺牲品。
整个情节曲折婉转,充满了故事性,充分的展现了与之前已有的《三国志平话》、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以及以及其他相关着作中不一样的貂蝉的人物形象。而且罗贯中最后还是将功劳全算在了男性的身上。这一章结尾诗中说:“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样的描写和对貂蝉命运结局的安排都充分的说明了貂蝉其实只不过是男性利用的一个政治工具而已。
而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贞节是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但是在三国故事事中,在与貂蝉相关的故事情节中,在男人们的政治利益面前,貂蝉作为女子的这样一种最高“荣誉”被所有的故事书写者忽略不计。
3. 为什么汉族基本都是炎黄直系后裔?
在这一块知识上浆糊太多,造谣的人也太多。
题主就是个浆糊,这个问题提的本身就错误重重。还有就是回答此问题的这些人基本都是一点都不懂的人,但他们就是敢胡说八道。所以我老人家又不得不出来辟谣和普及常识。
首先说九黎,九这个数理在中国文化里普遍存在并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例如九五之尊,九州也之古中国。想想,古人如果与九黎毫无关系会把这个数理广泛使用在重要文化里吗?要知道近代之前的人无论做什么事对数理的讲求是十分严格的,是不会乱来的,家具尺寸的尾数都必须符合规范。是到了现在才乱套的。
九字甲骨文很明显就是一个鱼钩造型,也就是鱼钩蝎子文化。这个文化便是我们的核心图腾了,屋顶四角的飞檐就是,羌式建筑则在屋顶四角堆砌凸起。羌式建筑遍布中东、中亚、东亚,因为羌方和鬼方是由中东古埃及东归的。羌人去到中东由于建筑材料改变,但依然发明了在屋顶堆砌凸起的方法来继承中国式建筑的飞檐。可见鱼钩蝎子图腾的核心地位。其实换个角度看伏羲为风氏,风是源自每年由太平洋刮来的台风引发的文化。因为早期黄种人在长江中下游、河南南部地区,以渔猎为主。所以鱼钩和三叉戟屮就十分重要。
黄帝的黄字就有蝎子图腾,古埃及至今未找到的第一王朝提尼斯蝎子王时代就是古中国。黄帝与九黎既是一体,也不完全是一体。原因是,全体黄种是鱼钩蝎子图腾,但后来赋予黄帝名号时主要是内陆支养狗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狗叫声的萬字也是蝎子造型。
内陆支就是老三苗蛮O2O3系和老大乌拉尔N系,而羌系是北三苗。这个认知就打破了司马迁制造的谣言了。世人之所以变成浆糊,之所以有人可以在这一块放肆地欺骗大众,是源于历史被篡改而带来的问题。基因显示羌系与苗瑶同属O3系,虽然实验室里可以区分南北支O3,但的确是一个体系。文化上对比也是,汉族的拉鼓文化与苗族的拉鼓节。打腰鼓也是汉族和苗瑶都存在的。苗族的牯藏就是藏族的锅庄,苗族的芒勾、泰族的曼谷就是羌系后裔黄金家族的蒙古一词。蒙古重3、9、13这几个数理也完全符合内陆支帝尧文化特点。
黄帝杀蚩尤是一个政治谣言,《山海经》里同时记录了应龙杀蚩尤和夸父以及黄帝杀蚩尤。很明显后者是汉代人添加的。因为汉代与自家体系的匈奴闹翻,与南方苗瑶闹翻,于是就出现了这个谣言。司马迁把匈奴说成是内陆支的敌人夏后氏就是为了欺骗后人,让后人误以为匈奴是抛弃自己民系的老二支系应龙。夏后氏就是闹乌龙杀兄弟的黑龙,也就应龙该隐。从这个意义上,把老二支系应龙说成黄帝也可以,比如河南黄帝故里在风后岭黑龙庙,这是夏代人留下的。可是夏后氏应龙抛弃了老大支系乌拉尔和老三支系苗蛮后,他们就是留在九黎里的群体。黎民百姓原本是专指他们。而内陆支则可以称兆民。只不过源头是出自九黎,自称为黎民是可以的。
老三苗蛮与老二应龙在白种人蛊惑下发生了争夺帝位主导权的争斗,这就导致了原本强势的苗蛮第一个被抛弃出九黎并被挑断了脚筋。于是就有了《山海经》里黄帝用一只脚的夔牛皮制军鼓,军鼓需要用车拉着,于是就有了轩辕拉鼓的轩辕黄帝,也叫尼古拉、阿八拉鼓。此时苗蛮被视为张嘴的牙齿、八哥和饕餮,意思是妄想当玉皇大帝。姜子牙想当玉皇大帝是附会祖先的经历,所以张嘴的牙璋成了苗蛮系的专属礼器,尤其是龙山文化的羌系北三苗的专属礼器。牙璋就是华章和周章,就是《诗经》里提到的维其有章。也是后来玉皇大帝必须姓张的原因。殷商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武丁时代突然废黜了牙璋,因为武丁时代正是殷商与羌方战争的时期。
上图为三星堆牙璋,这是第四代蜀王羌系杜宇留下的
黄帝文化的出现是苗蛮被抛弃后才有的,一方面指的被抛弃后追溯自己祖先为白人,因为黄种是混了矮黑母系导致的。所以此时就追溯自己为本人,白本人,数理也成第十族加三,为十三。羌系西戎的戎字就是十戈,俄语里凡是读十嘎的词都是指羌系。例如朋友是尤十嘎,杜鹃布谷鸟是姑十嘎等等。杜鹃就是子规,就是商代先行绕道返回蜀地的先羌杜宇杜鹃和返回楚地的先羌湖北秭归,他们都是《诗经》里的之子于归的意思,指后人回归了。黄帝文化同时又配合阴阳五行和四季变成了方位文化。但实际上青帝伏羲是最早的沿海渔猎时期,南方赤帝是被抛弃后的祝融火夫冶炼时期,也就是女娲补天。此时期苗蛮娶了扫帚星以扫族,也就是娥皇白素贞斯拉夫。而白帝指的就是白种。黑帝颛顼原本代表全体黄种,屈原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颛顼是壮婿的意思,指与七仙女德意志结合的时期。但后来他们联合沿海支大鲧族抛弃了苗蛮,就使得后来的颛顼专指沿海支老二支系。大洪水时内陆支利用鸿门饕餮宴毒杀了沿海支,并将沿海支一分为二分别发配四川和东北,于是颛顼的方位变成了北方,并且留下了黑龙江地名。大禹属于四川支,大禹体系重新崛起后由甘肃、宁夏、陕北击败内陆支帝尧体系,发配了北三苗到西部牧羊。于是在夏代就有了河南的黑龙庙。黄帝是内陆支苗蛮系北三苗赋予的文化,所以苗蛮南支有轩辕拉鼓一词和拉鼓节,但对于北支称呼黄帝却不是很明确,因为叫法有差异。黄帝是土德,很明显堯字就是诠释这个文化的。黄帝成了内陆支道统文化,于是往上附会追溯祖先才把早期鱼钩蝎子图腾也加入进去。所以就使得,黄帝既与鱼钩蝎子有关,也与轩辕拉鼓的鼓文化有关。今天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古代人物理解为一个具体的人,实际上古人物没有一个是指具体人的。比如二郎神就是指老二支系大鲧族,大禹就是四川支的大鲧族分支。傣族里有轩辕拉鼓一词,因为泰族是苗蛮系分支,是楚人里的一支,包括朝鲜族也是。朝鲜语里把蝎子读成仓颉,实际就是指早期的鱼钩蝎子图腾。北三苗要扩大黄帝文化,必然是要把这些祖先元素都囊括进来的。
炎帝是苗蛮被抛弃后形成内陆支和沿海支对峙,进而代表原九黎体系的标志,内陆支是帝喾帝尧体系,沿海支帝舜大鲧体系。舜字里就有炎字。可见帝尧帝舜时代才有炎黄这个文化。双方原本是一体的,后来分野。尤其帝舜与苗蛮之间早期是一体的,苗蛮就是沙朗牛郎,而帝舜可以指七仙女体系的白种母系。所以都姓姚,桃花源就是七仙女与苗蛮牛郎结合的那个时期。只是后来白人挑拨离间使得黄种内部发生纷争,有了红颜祸水文化。怀孕的七仙女转嫁给了衮,孩子出生后被放置在木盆里飘流给苗蛮,这才使得圣婴文化指苗蛮。无论哪吒三太子还是红孩儿、沉香乃至会发出婴儿声音的饕餮都是指被抛弃的后稷。严格地说炎帝既代表早期九黎时代,同时又代表了帝舜白种母系。更多还是一种文化发展后对祖先和历史的人为定位,而非具体有个炎帝或有几个炎帝。后来的人强行人物化出一个黄帝和炎帝,又串接成具体的故事,于是就干扰到了后人的认知。通过破解发现,九黎、炎黄、蚩尤夸父应龙既是一体,又是分支和分离后的状态。就好比颛顼的壮婿可表述为内陆支华婿氏和沿海支赫婿氏,但颛顼又更多代表沿海支。华夏就是包括了内陆支华婿氏和沿海支夏后氏,是指全体黄种。马来西亚印尼人属于沿海支夏后氏,泰国、朝鲜、中国更多是华婿氏,日本则都有。
人类是扩张分散,而非集中融合。一个羌系衍生出不知多少民族。蜀地杜宇后裔被泰民系冲击逃到了云南,他们与百濮融合成了云南彝族。他们没有像楚地和吴地的先羌那样回归中原,融入汉族大家庭。汉匈战争又导致了羌系游牧形成了后来的藏族、蒙古族,融入和同化东胡各族,锡伯里都有30%的羌系基因O3,满族里有36+%乃至近一半的汉族O3基因。西南各族更是成了羌系的融汇体。
今天不断有人炮制汉族不纯或汉族不存在的言论,事实上则恰恰相反,汉族是大民族里最纯的,在中国也是血统最纯的。这本来并不难确定,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些人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肢解汉族。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一会儿对准广府人造谣,一会儿对准客家人造谣,一会儿又搞出一个吴越民族,最近开始不去说他们没法辩驳的父系基因,于是转向去说常染色体。并且以研究的名义把汉族分为七个亚型,其实都是一回事,变着法的肢解你。郑强教授就说,他去日本留学时,人家想把中国肢解成六个国家,肢解成哪六个国家是拉着他的手数的。可见这种汉族不纯,民系间无关的言论背后都是有政治原因的。真正的混合民系、什锦民系是回民、满族、维吾尔、蒙古、藏族、彝族。汉族恰恰不是混合民族,因为周秦后中原人口已经是汪洋大海,无法被撬动了。然而汉族却被一直反复在各个舆论层面说成是不纯的,他们不顾基因证据,不顾文化证据,光一个桃园街都遍布全国,这就是汉族深层文化的标志。可见他们目的昭昭,就是司马昭之心。
4. 如果铁木真遇到的是汉武帝刘彻?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又是一个跨时空假设问题。如果成吉思汗遇到汉武帝,最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汉武帝和成吉思汗都是我国古代非常伟大的帝王,也都引领了各个时代的风骚。“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汉武帝和成吉思汗都是以武力见长,在各自时代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丰功伟绩。如果他们在同一个时空内,蒙古部落,还能迅速发展并且横扫亚欧大陆吗?我觉得蒙古还是能够迅速发展,并且能够打败了中亚和欧洲一些国家,只要他不碰是汉朝应该能够所向无敌。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最伟大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先后消灭了主儿乞部、扎木合、塔塔儿部、泰赤兀部、王汗、克烈部、乃蛮部。成吉思汗第一次统一蒙古各个部落。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蒙古各部首领和群臣推举铁木真为“汗”,尊号为“成吉思”,称之为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以后,快速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1219年,成吉思汗借口商队被杀发起了灭亡花剌子模国的战争。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国,并且一举将花剌子模国彻底消灭。成吉思汗又趁机打败了钦察和俄罗斯的联军。花剌子模国的太子扎兰丁出逃之后,成吉思汗又追至印度河流域将其打败。成吉思汗西征使得蒙古的势力深入到中亚和东欧等地,为后来伊利儿国和金帐汗国奠定了基础。
成吉思汗期间,还对金朝和西夏发动进攻。成吉思汗虽然没有最终灭掉金朝,却将金朝彻底打残,金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成吉思汗临死之前发动了灭西夏的战争。西夏在蒙古军队的猛烈攻势下,被迫投降。其实西夏投降之前成吉思汗已经去世。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汗国比之前的匈奴有过之无不及。蒙古军队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且蒙古军队打下古代最辽阔的疆域几乎把整个亚欧大陆囊括在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内。中亚也好、欧洲也好,都不在中原王朝的考虑范围之内。汉朝对这块地方也不会有多大兴趣。所以无论是匈奴军队横扫欧洲,还是蒙古军队三次西征,都和中原王朝的关系不大。只要匈奴军队或者是蒙古军队不损害汉朝的利益,他们可以在中西亚和欧洲横行无阻。事实证明,无论是是匈奴还是蒙古,他们确实可以在远离中原王朝的地方横行无阻。匈奴的一支被匈奴被汉朝打残的情况下还能横扫整个欧洲。可见当时欧洲的战斗力也就是稀松平常。成吉思汗时期,欧洲、西亚地区的战斗力比起一千多年前并没有提高多少,而蒙古军队则配备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所以蒙古军队可以横扫中亚、西亚和欧洲。
汉武帝时期,汉朝也进行对外大规模开疆拓土。汉朝的领土面积扩大了近一倍。汉武帝消灭闽越、东瓯、南越、西南夷等国。汉武帝派使臣和军队经略西域地区。汉武帝最大的军功是沉重打击了匈奴,使得强大的匈奴走向衰落。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国力打到了顶峰,汉朝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时期。
蒙古军队遇到汉武帝的精锐部队一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大战。蒙古军队在武器装备的某些层面要高于汉朝军队。蒙古军队西征的两大利器是骑兵和火器。蒙古人的骑兵未必比汉朝的骑兵优秀,但是蒙古却有汉朝不可能装备的火器。虽然当时火器并没有改变冷兵器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但是火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战争的走向。蒙古西征之时,欧洲的许多城池便是被火炮攻破。
蒙古骑兵对于汉朝骑兵来说并没有多少优势。蒙古骑兵的战马也不是非常优良的战马,而是相对矮小的蒙古马。蒙古骑兵对欧亚其他各国的优势在于骑兵战术。但是蒙古骑兵的战术其实汉朝时期已经在用,只不过欧洲国家不会用而已。真正把骑兵战术发挥到极致的不是北方少数民族,而是汉朝的霍去病。霍去病的骑兵闪电战术堪称是古代骑兵战术的巅峰。许多人想模仿霍去病,却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当年的匈奴骑兵也算是非常精锐的部队,他们面对霍去病的时候,根本不堪一击。蒙古骑兵遇到霍去病又能好到哪里去。
但是有一点汉朝军队肯定会吃亏。汉朝军队没有火器,而蒙古军队拥有最先进的火器。如果双方真的打起来汉朝军队一定会吃亏。在一些战役中甚至会决定最终战争胜利的走向。但是当时的火器对冷兵器没有压倒性优势。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冷兵器。明朝的火器堪称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先进,普及率最高。明朝依靠火器曾经将努尔哈赤炸成重伤,后来努尔哈赤也因此死亡。但是明朝的火器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不利战局。清朝入关最为倚重的还是骑兵和弓箭,清朝依然是一个靠冷兵器取胜的朝代。所以汉朝军队遇到蒙古军队可能会吃亏。但是最终的战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汉武帝和蒙古军队抗衡中有强大的国力做为支撑。汉朝的国力在中国古代史绝对首屈一指,汉朝的国力绝非蒙古可以比拟。蒙古面对的南宋已经虚弱不堪,是一个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的小朝廷。蒙古军队在各方面占据优势情况下,打了四十多年才击败南宋。当时的蒙古军队,要比成吉思汗时期要强。如果让成吉思汗来打,也未必好多少。成吉思汗确实灭掉了一些国家,但是当时周边政权基本上都是处于衰落阶段。等于蒙古蒸蒸日上之时,正好是别国衰落之日。如果成吉思汗遇到的是鼎盛时期的汉朝,他和蒙古汗国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匈奴帝国。即使汉武帝打不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也很难突破长城防线。到时候不过是两大帝国以长城为界对峙而已。
成吉思汗面对的一些政权基本上处于无明君、无能臣、无名将时期。汉武帝时期则不一样,汉武帝可以称为千古一帝,其能力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也极为罕见。汉武帝时期更是中国古代能臣名将辈出的时代。政治上有窦婴、主父偃、张汤、韩安国、郑当时、霍光等人;财政上有著名的桑弘羊等人,文化上有董仲舒、公孙弘、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等人;外交上有张骞、苏武等人;历法上有唐都、落下闳等人;军事上人才出现井喷式爆发,有卫青、霍去病、韩安国、公孙贺、李广、李陵等人。别的不说就单论军事上面,蒙古哪个将军能和霍去病抗衡。成吉思汗想打败这样的汉帝国几乎不可能。就算汉武帝无法打败蒙古人,成吉思汗也难以打败汉朝。
所以我觉得如果成吉思汗遇到了汉武帝极有可能会出现了一次火星撞地球的较量。但是双方都难以打败对方,更难以灭掉对方。如果随着时间发展,一旦汉朝人学会蒙古的火器制造技术,战争的走向将会向着有利于汉武帝的方向发展。汉武帝以前,汉朝的军事力量并没有比匈奴高多少。汉武帝时期,积极学习匈奴的骑兵战法,积极改善汉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方式。到了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的时候,汉军的战术、战法,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越了匈奴。汉朝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已经远超匈奴。汉武帝以后流传着“一汉顶五胡”的说法。以汉朝人的学习能力,他们很快就会掌握火药和火器的制作方法。届时蒙古军事上唯一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那么那时成吉思汗对汉武帝还有多大胜算。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汉武帝要想灭掉蒙古也不容易。中原王朝想灭掉游牧政权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即使灭掉游牧政权,也只是粗略统治,很难长久维持。主要原因是两种政权的存在方式不一样,农耕文明相对固定,游牧文明飘忽不定。中原王朝打击游牧民族的时候,往往很难找到其主力给予毁灭性打击。中原王朝就算灭掉游牧政权,由于这地区难以提供控制,所以中原王朝也不太愿意长久控制这一地区。汉武帝有可能打败成吉思汗,但是想灭掉蒙古不现实。
5. 中国历史上都有哪些神秘古国?
大约在公元前2170年夏启杀死伯益,将传统的华夏部族联盟首领禅让制改为世袭制,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伯益的次子若木被夏朝分封在徐,徐国由此诞生,其国都长期设在今泗洪沿洪泽湖西岸半城一带。古徐国的历史贯穿夏、商、周三代,历时1649年,先后传承44代国君。西周初年徐国曾参与以商纣王之子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抵制周公的东征,当时徐国的驹王甚至起兵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这件事一直被徐国的后人视为骄傲。周公旦的儿子受封与鲁国后时不时与徐国发生摩擦——据《尚书·费誓》记载:鲁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致于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至周穆王时徐国之君徐偃王嬴诞在位,行仁义,结众心,颇得百姓拥护,四周有36个国家都派人向他朝贡。后来他曾举兵进攻周朝都城,被周穆王打败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一带的山中隐居下来。周穆王别封他的子孙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此后徐国一直延续数百年。吴王阖闾(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之后于公元前512年夏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徐君为吴姬所出,与这两个公子为近亲,不愿意加害他们。二国依仗有楚国撑腰而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这正好给了吴王出兵的口实。同年冬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疆域先在鲁南郯城一带,后迁至泗县、泗洪。徐偃王时徐国进入全盛时期:疆域扩大到整个苏北、皖中、鲁南等江淮广大地区,据《韩非子》所言为地域五百里。彭城因徐国而改名,成为九州之一的徐州。
庸国出自华夏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崛起于今天的湖北省竹山县西南一带。商朝时庸国发展成为群蛮之首,当时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部族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武王伐纣时庸国是与周王室在牧野盟誓的八国之一。古庸国是中国巫文化、茶文化、盐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庸国人能歌善舞并发明了鼓等乐器,庸国的歌舞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山歌、戏剧。与此同时能歌善舞的庸国人还有着铁血尚武的一面:庸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候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以上。春秋时期庸国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数次打败楚国的入侵,甚至迫使强大的楚国迁都。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周礼将诸侯贵族划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庸国的爵位为伯爵。表面上看刚好位居中间,不算高,也不算低,然而公、侯两等爵位几乎是周朝姬姓宗室子弟的专属,而当时被周王室视为半开化的南方诸侯能受封伯爵几乎已达顶点,要知道吴、楚等国只是子爵。公元前611年庸国率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伐楚,几乎使楚国险些有亡国之灾。正因为庸国战力之强,以致于研究中国上古先秦历史的西方汉学家将其称为”东方的斯巴达“。最后楚庄王联合秦、巴两国出兵伐庸才将庸国灭亡。
武王伐纣之后为镇守辽阔的疆土、控制殷商后裔,于是就把兄弟叔侄和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以世袭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周昭王、周穆王时期不断与江淮地区的淮夷、于越作战,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于是周王室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它们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在汉阳诸姬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随国:随国的疆域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北抵新野,东邻应山,南及京山,西近襄樊。这一带经过夏商先期开发,生产发达,文化先进。由于随国境内有铜矿山,而青铜正是那个年代制作农具和兵器的主要原料,发达的青铜冶炼工业使随国成为当时南方地区经济和军事都相对强大的国家,也成为了楚国争霸道路上必须予以征服的第一个目标。楚武王时期由于随国拒不参加楚国主持的沈鹿会盟而遭到楚国的讨伐,尽管战后楚国迫使随国签订了有利于楚国的盟约,但随国仍具备相当的实力:公元前672年楚国国君楚堵敖想杀害弟弟熊恽,熊恽于是逃到随国并在随国的支持之下回国复位。公元前640年随国依靠汉水东边各诸侯的力量背叛楚国,然而在这年冬天楚军攻入随国境内,此后随国“世服于楚”。
1929年一位普通的四川农民燕道诚偶然间发现了一坑玉石器,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偶然发现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意味着什么,后来经过发掘与考证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古遗址终于得见天日。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远古时期的四川地区曾存在过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并存的古蜀文明。古蜀王国曾创造过独立于中原文明之外的本土特色文明,同时又与中原文明有着交流融合。关于古蜀王国的历史很多都已湮没无闻,从李白、杜甫的诗作中偶尔可以依稀分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些都是引用的古巴蜀地区历史上的典故。据说古蜀王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由蜀部鱼凫氏建立的,此后在经历了望帝杜宇建立的杜宇王朝,直到到蜀王杜芦(开明氏)在位时期古蜀王国瓦解,共有十三位君王在位,存在七百二十九年。古蜀末代国王杜芦在位时作为古蜀王国邻国的巴国被庸国的侵略弄得很头疼,于是把移居目标定在了西邻的蜀国,巴蜀两国的交战很频繁,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有了巴、蜀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作为蜀国藩属的苴国在这次战役中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派了一队为巴国引路的士兵。蜀王杜芦早得到巴苴合流的消息,于是秘密差由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顷巢围剿,战役以蜀军大获全胜、斩敌大将告终。巴蜀之间的交锋引来了秦国的觊觎,最终巴蜀被秦国吞并,古巴属文明最终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之中。据说秦惠文王垂涎蜀国富饶,欲派兵攻打,但秦将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张仪出谋制作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由其子张若护送给苴国。苴国跟蜀国很有渊源——大部分史料都记载:开明氏蜀王杜尚封其弟为汉中侯置藩属苴国,由此苴国君主也姓杜,对蜀国称臣,为苴侯。后来蜀苴关系恶化也未曾称王,因为正是蜀王杜尚分封其弟代管苴国。苴侯高兴的承诺愿助秦国借道伐蜀,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惠文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了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秦国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的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的屎是黄金“。蜀王杜芦是一位在年轻气盛的君王,但有时候气盛太过了也未免是好事,击退巴国来犯军队的他,决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几辈为什么要建苴国,他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没有思考,或许没想去思考,也没想听廷上百官对他的进谏,他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要夺来秦惠王送给苴侯的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张若在苴国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终于等到蜀王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引路攻打苴国,这条路就是后来的蜀道。苴侯急忙请张若回秦国求秦王出兵援救。蜀王杜芦也派使者与秦结盟。但狡诈的秦惠文王嬴驷还是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攻打蜀国。苴侯为表诚意大开城门,秦兵蜂拥而入走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
作为古蜀王国邻国的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而后巴人建立巴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馀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即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一个大型的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巴务相成为该集团的首任领袖,称廪君,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该部落集团溯流而上,同样凭借武力和船技战胜了原住民载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在夷城(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建立了巴国第一个首都。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巴国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巴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疆域之辽阔概括了今重庆全境、湖北恩施、川东北部分地区。到了战国时期七雄相继称王,巴亦称王。约公元前4世纪巴国朐忍(今万州一带)发生内乱,时巴国国力衰弱,国君受到叛乱势力胁迫,百姓被残害。巴国将军蔓子遂以许诺酬谢楚国三城为代价,借楚兵平息内乱。事平,楚使索城,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人臣不能私下割城。但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国土是为不忠,蔓子告曰“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于是自刎,以授楚使。巴蔓子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在巴渝大地传颂。得到巴蔓子人头的楚王叹息道:“设使寡人有如此之将领,何惜城池?”于是下令以上卿之礼埋葬了巴将军的头颅。巴国也为将军举行了国葬,其无头之躯埋葬在国都江州,任后人缅怀凭吊。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在灭蜀两月后又灭亡了巴国。
义渠国可能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神秘的古国——说熟悉主要是受《大秦帝国》和《芈月传》的影响,说神秘是因为在两部作品中义渠都只是作为秦国的陪衬出现,而义渠的早期历史就比较鲜为人知了。据说义渠人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商代,他们同居住在陇东的狄族后裔鬼方相互为邻又相互攻击。后来又同住豳地由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经常发生冲突,不断蚕食其领土。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的商康丁年间由于北方狄人南侵,周祖古公亶父率众离开豳地南迁岐山。戎狄两族乘机占领陇东大部分地区。文王末年姜太公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国王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文王又将这些东西献给纣王。由于义渠同周人相处关系比较和谐亲密,而鬼方(猃狁)同商周对立,所以每次战争后,鬼方失败逃走,远奔河套,而义渠趁机内迁。这样,义渠就逐渐占据了陇东大原地区(庆城、宁县、镇原等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义渠人口也大量增加,由游牧状态定居下来。他们在同当地周族后裔的杂居中,学会了农耕技术,学习了周族文化,并效仿周人建立城堡和村落,从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族。西周王朝建立后义渠臣服于周。周穆王曾讨伐戎狄于大原,周宣王曾料民于大原。周王朝在多次镇压异族的过程中对义渠这样的臣服部族采取安抚政策:将五戎即义渠、郁郅、乌氏、朐衍、彭卢等安置于大原地。五戎中唯义渠居大原中心地带,南临泾水。这里自然条件好,宜耕宜牧,义渠很快强大起来。西周末年犬戎叛周,兵临镐京城下,并杀幽王于骊山,周平王惧戎狄,慌忙迁都洛邑。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郡国,在今宁县焦村乡的西沟村建立了都城。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义渠国建立不久随即出兵并吞了彭卢、郁郅等其他西戎部落,扩大了疆域,并先后筑城数十座,派兵驻守。它的国界西至西海固草原,东达桥山,北控河套,南到泾水,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在政局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它直接参与了中原合纵与连横的政治、军事角逐,特别是先后同强秦经历了400余年的反复军事较量,成为当时秦国称霸西戎的主要对手。秦穆公时代秦国大力征伐西戎开疆拓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义渠的土地。义渠在战争失败后吸取教训,养精蓄锐,筑城廓以自守。公元前430年,义渠发大兵攻秦,从泾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此后30年内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地域东达陕北,北到河套,西到陇西,南达渭水,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公元前331年义渠内乱,秦国出兵助其平定,由此秦与义渠的关系得以改善:前327年义渠王主动前往秦国朝见,至此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公元前320年秦王甚至还十分高兴地到义渠之地巡游一番。然而义渠的游牧经济是相对脆弱的——当遭遇天灾牲畜减产时他们就会再度骚扰秦国边地。从这时起秦与义渠逐渐进入一种官方层面相对和平,而义渠治下的酋长贵族们仍时不时到秦国打秋风的局面。公元前318年义渠趁中原诸国混战,脱离秦国控制并向魏国朝贡。正在魏国谋划合纵之策的公孙衍敏锐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动员赵、韩、燕、楚四国与魏国联合攻秦的同时又策动秦国西部的义渠,从而在秦国背后插上一把利刃。秦国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以锦绣千匹,美女百名送义渠王。然而公孙衍早就提醒义渠王:“秦若东面无事必会征伐大王;若东面有事必厚礼以赠大王”。于是义渠王起兵伐秦,大败秦兵,收复了部分失地。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立为国君,因年纪尚小,由母亲宣太后摄政。她改变正面征讨义渠戎国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戎王之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后来义渠王同宣太后淫乱,生有二子,使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34年后(公元前272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打义渠,义渠国亡,领土并入秦国。义渠国灭亡后逐渐中原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中山国是战国初期对魏赵关系产生影响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最初实力薄弱——史籍中多次记载邢国打败戎狄。公元前652年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鼓、肥、仇等国先后成为鲜虞的从属国,至此鲜虞始强。风头正盛的鲜虞碰上了春秋首霸齐桓公: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并重建邢、卫两国。后来晋国取代齐国成为天下霸主之后继续征伐鲜虞,在齐、晋两大霸主的持续打击之下鲜虞从今天的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主要活动于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一带。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国并灭掉肥国,次年荀吴再次统率晋军攻入鲜虞中人城,不久又灭了鲜虞的附从国鼓国。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借晋国内乱之机出兵晋国并以一个小国的兵力将当时的霸主晋国打得大败,俘虏了晋国勇将观虎。第二年鲜虞人在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正式建国,由游牧部落联盟向和中原诸侯一样的国家形态过渡。因为国都中人城城中有山,所以各国称其为中山国。从这时起中山就以正式国家的身份卷入到中原各国的争霸斗争中,这和还基本保持着部族形态且地理位置偏远的义渠、百越完全不同。公元前494年中山通过与齐、鲁、卫等中原华夏文明国家结盟攻占了晋国的棘蒲,中山之强大甚至吸引了晋国大夫荀寅前往,中山国将自己从晋国新占领的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作为荀寅前来归附的封地。这是中山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战胜了天下霸主晋国的中山就像是战胜了美国的越南——是不是打败了霸主就证明自己是霸主呢?公元前489年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公元前459年至公元前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公元前457年晋国再次讨伐中山,先后占领左人、中人等城,再次给中山造成沉重打击。不过晋国也高兴不了多久了——随着三家分晋,中山的这个强大的老对手最终因为内争而解体。公元前414年中山迁都顾地(今河北定州市)并仿效华夏礼制构建全新的国家体制,严格意义上此时的中山国已经是华夏文明的一分子了,中原各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求而选择与其结盟时也不必担心背负勾结戎狄异族的骂名了。此时正值赵国内乱,中山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多次战胜赵军。赵国万般无奈之下向魏国求援,魏国则乘机对赵国提出苛刻条件。赵国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魏国的条件,于是刚刚迁都尚且立足未稳的中山国就面对新的天下霸主魏国的打击:公元前407年魏国大将乐羊率军占领中山,中山桓公率余部退入太行山继续坚持。魏军虽然占领了中山,但统治并不稳固,毕竟魏国本土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的领土——即使在交通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拥有远离本土的飞地的国家也屈指可数,更何况当时呢?占领中山没能增强魏国的国力,反而成为消耗魏国财力和兵力的无底洞。与此同时中山桓公对内励精图治整军备战,对外联齐抗魏。公元前380年中山桓公赶走魏军,成功复国并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复国后的中山又成为了赵国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山国土正好位于赵国中间,把赵国南北一分为二,是赵国南北之间的联系极为不便。当初中山乘赵国内乱而攻赵,但赵国毕竟是大国,底子远远比中山打得牢,如今轮到缓过气来的赵国开始打击中山了。桓公之后的几代中山国君都有所作为,将中山打造成为一个新兴的千乘之国——公元前323年继魏、齐称王后中山与赵、韩、燕同时互相称王,史称徐州相王,一时称王仅次于战国七雄的第八大强国。称王后的中山国开始自信心爆棚——本来以中山的实力作为天下第八大强国,是各国争相结盟的对象,是影响天下格局的重要势力之一,但并不是能对天下格局起决定性影响的势力。可中山国不知那儿来的自信,积极介入到大国争雄的斗争中,扮演起战国第一搅屎棍的角色。这就让齐、赵、燕这些周边大国对其甚为不满,尤其是赵国本身就和中山存在现实层面的领土利益之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山不思如何改善与齐、燕等国的关系以对抗主要敌人赵国,反而在公元前314年乘燕国内乱跟着齐军一起大举攻燕,又在战争结束后因分赃不均而迁怒于齐国,这下中山算是把周边大国得罪光了。与此同时中山的内政治理也是一塌糊涂:当各国争相变法自强之时中山依然保持着野蛮残酷的殉葬制度,这使别国人才对这个国家望而却步。称王后的中山君主们大兴土木,大臣们擅权弄政,百姓私斗悠游成风,国库空虚,军容不整。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遣将任嚣征服了岭南地区的百越部族,随后秦王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公元前203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趁秦末天下大乱之机自立为南越武王,由此建立了包括今天的中国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在内的南越国。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产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南越国治下的番禺(今广州)已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公元前202年初已在中原地区的楚汉之争中胜出的汉高祖刘邦拒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南越王赵佗所有,而将其转封给长沙王吴芮,赵佗于是将自己南越武王的头衔改为南越武帝以示与汉朝分庭抗礼。公元前196年夏汉高祖刘邦正式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与此同时派遣陆贾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所赐的南越王印绶以示臣服于汉朝,南越国就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公元前181年吕后停止了与南越国的贸易关系,赵佗随即以恢复南越武帝的称号作为回应并发兵攻打汉朝长沙国数县而去,吕后闻讯遣周灶领兵攻打南越国,然而当周灶进军至南越边境时得知吕后已死的消息,于是停止进军。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再次派遣陆贾册封赵佗,汉朝与南越之间的宗藩关系由此得以恢复。公元前112年夏南越国丞相吕嘉杀死南越末代国王赵兴、南越太后樛氏及汉朝使者安国少季等人,举兵反叛汉朝,次年汉武帝刘彻以路博德、杨仆、郑严、田甲、何遗五路大军攻灭南越国。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遗臣,名胥余,称箕子(畿内采地之爵)。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武王伐纣后并没对商朝后裔赶尽杀绝,倒是对箕子的贤德之名钦佩不已,于是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周天子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夏、商、周三代的改朝换代和后世王朝有一点很不一样:后世改朝换代要么就将前朝皇室赶尽杀绝;要么好生优待,但严加监视。总之不会让前朝皇族参与朝政,封一个空有其名的爵位倒是有可能。夏、商、周三代不这样——那时华夏民族正由原始部族向文明国家过渡:商部族取代夏部族成为华夏各部族的联盟领袖,但夏部族的后裔依然被册封为商朝贵族,武王伐纣后对商朝后裔基本也延续这一政策。久仰箕子大名的周武王将朝鲜封给了他,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和今天的朝鲜半岛其实并没关系——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大体在今天辽宁省境内的辽河流域一带。后来经过箕子朝鲜的开拓才逐渐将朝鲜半岛纳入其版图之内,不过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在战国中期以前一直在中国境内的辽河流域。直到燕昭王征山戎、伐朝鲜,辽河流域被燕国占据,箕子朝鲜被迫将其统治中心迁往朝鲜半岛,此后箕子朝鲜王国逐渐发展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政权,和中原文明日渐分离。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据史料记载:秦朝时期在开“五尺道”通云南后秦王朝曾在滇东北置官守治理云南的滇池一带。这意味着滇王统治的区域曾经隶属朝廷。但是到西汉初年滇王又脱离了汉王朝的统治,直到汉武帝元封二年汉王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接受滇王归附以后,“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关于古滇国的来历据说和战国时代一位楚国将领密切相关,此人名叫庄蹻。庄蹻早年并非楚国体制内的贵族子弟,而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出身,而且还是反楚平民起义的领导者,后来接受楚国朝廷的招安成为一名将领。楚国国君楚顷襄王在位时期派遣将军庄蹻率领军队顺着长江而上,夺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庄蹻一直打到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带),滇池方圆三百里,旁边的平地肥沃富饶,方圆有几千里,庄蹻凭借军队的威势平定那里,并且使它归属楚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庄蹻打算返回楚国报告,恰逢此时秦国攻打并夺取楚国的巫郡、黔中郡,道路断绝不能通行,因而留在滇池。庄蹻于是就靠其军队在滇地称王,建立滇国政权,定都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庄蹻改变自己的服饰、顺从当地的习俗,成为滇人的统治者。庄蹻作为有史料记载的中国内地第一个开发云南边疆的历史人物,将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置郡县创造条件。滇国区域在云南的中部和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连接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片区,学术界认为,滇国的领土主要位于滇池周围,东至石林、泸西一带;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即一个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的区域。秦始皇时曾打败滇国并开通五尺道至当地,但秦朝灭亡后交通再度中断。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时滇国归降,并在当地设置益州郡管辖,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同时赐“滇王之印”,并允许滇王继续管理他的臣民。东汉时,随着汉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以及大量汉族的迁入,滇国和滇族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最终完全消失。据黄懿陆《滇国史》的考证,古滇国当在东汉元初二年(115年)才完全灭亡。
《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事实上夜郎本名耶朗——所谓耶朗乃是当地土话“唱诵”之意——在祭祀活动中以半朗诵半咏唱的形式,宣读氏族盟誓,因而成为一种口头立法,凡是参加“耶朗”的氏族都是“耶朗”大团体的成员。大体上可以理解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组成联合王国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或南斯拉夫。出使夜郎的汉使并不了解夜郎的政体,只看到夜郎王直辖的地区就以为夜郎就只有这么大。事实却是“九真徼外夜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只是由于耶朗制下部族相对分散,没汉朝那么大的凝聚力。不过在西南地区夜郎是当之无愧的一方霸主——夜郎拥有一支高达十万人的常备军,尽管这一数字在汉人眼中算不得什么,但在西南夷中却是绝无仅有。要供养这样一支军队花费自然不小,为此夜郎和南越、身毒等国长期保持着外贸关系,因而成为由蜀地通往身毒的西南丝绸之路和由南越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处。事实上夜郎并非一个弹丸小国,而是地跨西南数省之地,以致于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声称在自己境内发现了夜郎古国的遗迹。关于夜郎古国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置存在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湖南沅陵、贵州毕节赫章可乐等多种说法。在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上古之时一位女子浣衣于遁水之滨,见到有巨竹三节漂流到她的足间,推之竟不肯去,竹子中还隐约传出婴儿的啼哭之声,于是她将竹子带回家中剖开之后发现里面果然有一个男孩。男孩长大后资性聪颖、武艺超群。某日男孩出游时在一块大石上小憩,命随从之人作羹,从人说:“此地无水。”男孩抽出宝剑击穿巨石,水即从石穴中涌出。男孩以竹为姓,后来他发展出雄长一方的势力,于是建立了夜郎国,自称夜郎侯。2000年5月考古学家在湖南怀化沅陵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巨型墓葬群,其年代在战国至汉代之间,大部分墓葬规模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和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墓主被推断为极有可能就是夜郎王。在《夜郎史传》等彝文文献中古夜郎的中心被指为贵州毕节赫章可乐,在这里曾发现过大量战国、西汉、东汉文物。目前一般认为:夜郎国故地主要位于今天的贵州西部,历史上夜郎王曾一度扩张到云南、四川、湖南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城池和居住,因此在上述地区都留下了部分夜郎古国的遗迹。在彝族人民的传说中夜郎几乎和中原地区的夏朝同时兴起,曾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4个朝代。公元前135年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南越国的唐蒙了解到夜郎位于巴蜀通往南越的要道上,有便捷的水路可通抵南越的都邑,于是上书建议朝廷开发包括夜郎在内的西南地区。公元前111年夜郎派兵协同汉朝征伐南越反叛,随后夜郎遣使入朝,汉王朝授予夜郎王金印,此后汉朝开始在夜郎设置郡县,夜郎被纳入汉朝版图。汉朝在夜郎的统治实行的是二元模式:一方面汉朝在当地设置郡县进行管辖,另一方面夜郎王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汉王朝遣使调解,夜郎王不仅不服从汉朝的调解,还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汉廷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了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并平定了其臣属部落的叛乱。此后夜郎之名不再见于史籍,仿佛人间蒸发,据说一部分夜郎人被流放到贵州镇宁一带。如今贵州境内的彝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奉竹为神灵的习俗。
熟悉诗词的朋友不知道是否发现了一件事:很多诗词中都把楼兰视为敌人,以致于频频出现斩楼兰、破楼兰等字眼。比较知名的有王昌龄的《从军行》中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李白的《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杜甫的《秦州杂诗》“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甚至到了近代革命战争岁月中还诞生了陈毅元帅的“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大家是不是不禁要问:楼兰和中原王朝究竟有什么矛盾?为什么频频被视为敌人?故事还得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说起。楼兰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尤其是霍去病打通了河西走廊之后西域就成为汉与匈奴竞争的角斗场,西域小国被迫在双方之间选边站队。楼兰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正好处于汉与西域诸国往来的要冲之地,距离汉朝和匈奴都不算远。在两强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楼兰一直采取脚踩两只船的外交策略:楼兰王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匈奴和汉朝做人质。汉和匈奴都对楼兰这种一仆两主的反复无常的行为甚为不满,却又苦无良策——因为任何一方迫使楼兰单独臣服于己都会引起另一方的强烈反弹。楼兰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小心翼翼地维持同汉朝和匈奴的均衡外交,然而就像其他所有试图利用强国之间的均势来为自己牟利的小国一样的是楼兰的行为注定会使自己成为汉匈争锋的竞技场:每次楼兰国王去世,新君继位之时都会重复上演汉匈质子争夺大战——汉与匈奴都希望扶植在本国做人质的楼兰王子登上王位。然而汉朝几乎在每次交锋中都落于下风——尤其是公元前92年那场楼兰王位争夺战最具讽刺意味:这次汉朝方面的楼兰质子因触犯汉朝法律而被处以宫刑,汉朝不好让一个太监登上楼兰王位,于是精心编造了一套谎言“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在后来又一次的王位争夺战中汉朝方面又把质子送晚了,匈奴人抓住机会捷足先登。自从亲匈奴的王子继位后楼兰的外交政策就全面倒向匈奴,对汉朝则越发无礼起来。正当楼兰对汉朝日益表露出不恭顺的态度之时另一个西域小国——龟兹更是公然截杀了汉使赖丹。于是汉昭帝派出一位名叫傅介子的使臣带着诏书去谴责楼兰、龟兹两国。傅介子到了楼兰,责备楼兰王说:“大部队就要到了,您如果不怂恿匈奴,匈奴使者经过这里到各国,为什么不报告?”楼兰王表示服罪,说:“匈奴使者刚刚过去,应当是到乌孙,中途经过龟兹。”傅介子到了龟兹,又责备龟兹王,龟兹王也表示服罪。傅介子从大宛回到龟兹,龟兹人说:“匈奴使者从乌孙回来,正在这里。”傅介子乘机率领所带的汉军一起斩杀了匈奴使者。傅介子回到京城把情况上奏,汉昭帝下诏任命他为中郎,升为平乐监。公元前77年傅介子向当时实际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建议取龟兹王首级以威慑西域诸国的计划,但霍光认为龟兹较之楼兰路远,如果一定要实践这个计划的话,那么楼兰比龟兹更合适。于是傅介子和士兵一同带着金银钱币,声称把这些东西赏赐给外国。他们到了楼兰,楼兰王看起来不愿亲近傅介子,傅介子假装离开,到达楼兰的西部边界后,傅介子指使翻译对楼兰王说:“汉朝使者带有黄金锦绣巡回赐给各国,大王如果不来受赐,我就要离开到西面的国家去了。”当即拿出金币给翻译看。翻译回来把情况报告给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就来会见使者。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饮酒,并拿出财物给他看。楼兰王只看见了面前堆积如山的财物,却没注意到傅介子身旁的汉朝护卫强壮得足以要了自己的命。他毫无顾忌地与傅介子开怀畅饮,傅介子趁机对楼兰王说:“天子派我来私下报告大王一些事情。”楼兰王起身随同傅介子进入帐幕中,两人单独谈话,两个壮士从后面刺杀楼兰王,刀刃在胸前相交,楼兰王立即死掉了。他的贵族及左右官员都各自逃走。傅介子告谕他们说“楼兰王有罪于汉朝,天子派我来诛杀他,应改立以前留在汉朝为人质的太子为王。汉军刚到,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一有所动,就把你们的国家消灭了!”在傅介子的灭国威胁下楼兰贵族只得接受汉朝方面晚到的质子成为自己的新国王。傅介子这次千里奔袭的斩首行动随即受到汉帝国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在汉朝做人质的楼兰王子在汉朝的扶植下登上了王位,汉朝还给楼兰改了一个名字“鄯善”。这次斩首行动令汉帝国的声威响彻西域大地。
精绝国的存在可能很多人是通过《鬼吹灯》了解到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确曾真实存在过精绝古国。精绝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距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住着四百八十户人家,有士兵五百人。史书中关于精绝国的记载并不多,目前我们对精绝国的了解主要还是基于考古研究:1901年匈牙利裔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中国新疆的小县城尼雅的一座磨坊内偶然间发现了写着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佉卢文的木板,在磨坊主的指引下斯坦因一行沿着尼雅河向北进发,最后在尼雅河末端已被黄沙埋没的一片古绿洲上发现了已被黄沙掩埋1600年的精绝古国遗迹:遗迹以佛塔为中心,呈带状南北延伸25公里,东西布展5~7公里。在这片狭长区域内散布着规模不等、残存程度不一的众多房屋遗址、场院、墓地、佛塔、佛寺、田地、果园、畜圈、渠系、池塘、陶窑和冶炼遗址等。在对遗迹的16天考察期间斯坦因搜集到了764件佉卢文木牍、58件汉简及其他如汉代铜镜、铜钱、乐器、弓箭、玻璃器、水晶饰物、木雕、丝毛织物、地毯、漆器残片等珍贵的文物共12大箱。斯坦因的这一发现被西方各国的探险家誉为东方的庞贝城。
龟兹古国位于现在的新疆库车。西汉宣帝时因龟兹先王杀死校尉赖丹,长罗侯常惠合五5万人进攻龟兹,龟兹王绛宾立即归顺降服。传说是因为一个巫师的预言在龟兹将有一场惨烈的战争,听到风声的人们开始偷偷搬出城。得知消息的可汗,派人把这些人又抓回来关押。可汗的做法让人们更加相信巫师的预言,越来越多的人偷偷离开。无计可施的可汗只好召集大臣商议,结果大臣也厌倦了这里,可汗无奈之下只好迁离了这里。于是曾经繁华的龟兹因为巫师的一个预言,被遗弃。在真实的历史上龟兹消失于史籍之中大约是在公元840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回鹘人大举进入西域之时,龟兹古国的消亡是否与此有关就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公元前60年汉宣帝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府,此举标志着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汉代对西域的治理其实是有两种模式的:公元前48年西汉政府在车师置戊己校尉,其基本职责是屯田积谷。到了汉元帝时期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严格意义上汉代对西域的治理分为对汉军屯垦驻守地区采取直接治理的模式;而对原来的西域三十六国则并不纳入和中原一样的郡县直接管辖体系,而是保持其半独立的自治地位,只要服从中央政权的领导,对其内部事务,汉王朝并不会过多过问。西汉灭亡后新莽、东汉、曹魏、西晋都延续了西汉的西域治理模式,这一时期由汉军屯垦部队驻守的高昌壁甚至由西域都护府转而划归凉州敦煌郡管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已和中原郡县无异。五胡十六国时代割据凉州的前凉政权牢牢控制着凉州和西域,前凉建兴十五年(327年)戊己校尉赵贞谋叛,前凉王张骏将其擒获,在其地置高昌郡及高昌、田地等县。十六国时期高昌郡先后隶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国。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北凉王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料定自己不是北魏的对手,便撤离酒泉,前往高昌,由此开创了高昌北凉政权。460年柔然灭灭高昌北凉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开创了高昌国阚氏汉人王朝。阚伯周死后儿子阚义成继位。之后阚义成的兄长阚首归弑杀阚义成,篡位。不久阚首归被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后来张孟明、马儒相继为王,被国人弑杀;高昌人推举马儒长史麴嘉为王,这就是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麴氏高昌四代政权,麴氏享国最久。麴嘉王时恹挞伐焉耆,焉耆向高昌麴嘉王求救,麴嘉王派次子为焉耆国王,高昌势力开始壮大。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六月御驾亲临张掖,当时的高昌王麴伯雅带领西域二十七国国王佩玉披锦、焚香奏乐、歌舞相迎。龙心大悦的隋炀帝不仅封其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弁国公,还将戚属宇文氏之女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隋炀帝如此高看麴伯雅除了奖励他心向中土的诚意外,更重要的是“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高昌东与河西走廊相连,是西域通向内地的三大门户之一,是丝绸之路中道的必经之地,而在丝绸之路北、中、南三道里中道是最为畅达的。麴伯雅治下的高昌开始扮演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利益代言人和耳目角色。自唐代隋后由于久经战乱的帝国需要休养生息,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对西域采取了观望态度。这一时期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诸国频频朝贡于唐并提出寻求保护的呼声,对此唐朝保持着克制的态度——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对他而言:安定中原内地的社会环境,避免重蹈隋亡之祸远比扬威西域重要得多。当魏征提出“不以蛮夷劳弊中国”的观点时李世民欣然接受了:他拒绝了高昌作为唐朝的代表联络安抚西域诸国的计划,驳回了康国提出的举国内属的请求,专心致志于内政建设,一时间出现了“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外户不闭,道不拾遗”的盛世景象。事实上李世民从没忽视帝国的西陲,只不过当国力不足之时他选择了蛰伏,正如他在面对突厥颉利可汗时可以低忍辱负重地去求和,但他仅仅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对突厥展开了全面的战略性报复。然而偏偏有人自不量力地将李世民的隐忍蛰伏视为软弱——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高昌王麴文泰:麴文泰是隋炀帝时期的高昌王麴伯雅之子,曾于贞观四年(630)偕妻宇文氏朝见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赐其妻李姓,预宗亲,封常乐公主。贞观十三年乙毗咄陆可汗统一西突厥,遣吐屯阿史那矩领高昌冠军大将军,监督其国,至此高昌被西突厥控制,麴文泰随即倒向西突厥:不仅不再朝见唐朝,更联合西突厥兵犯伊吾、掠焉耆,壅绝西域商道。李世民下书责问麴文泰并向其索取由中原逃亡其地之人,然而未得回应。李世民终于愤怒了:连称雄北亚的东突厥都灭亡于这位雄主之手,北方各族同上尊号“天可汗”,如今小小的高昌竟敢无视天可汗的权威,是该教训教训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军出讨高昌。此时的麴文泰打定主意和大唐对抗到底——他表示:‘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邪!“他还对自己的大臣分析道:自己曾亲自前往长安、洛阳朝见隋、唐两朝天子,如今河西之地不复隋时兴盛,市井萧条。唐军若来,兵少,我们自能抵挡;若是兵多则后勤势必难以为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麴文泰说的也是事实——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正处于贞观之治时期,但就繁荣富庶的程度而言其实尚不及隋朝。问题是麴文泰低估了李世民的决心——高昌遥远的地理位置固然给唐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巨大的难题,然而他似乎忘了类似的问题在当初唐军灭东突厥时也曾出现过,可结果唐军解决了补给的问题并成功消灭了东突厥。贞观十四年唐军兵临碛口,西突厥援军不至,惊惧无计的麴文泰病发身亡。随后其子麴智盛,这位高昌新王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唐军投降。
提起西藏地区的古国也许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吐蕃,然而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这片土地上曾活跃着众多的古国,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象雄古国。象雄古国大约建立于公元前1500年到西元元年之间的铁器时代。象雄是青藏高原本土原生宗教雍仲本教的发祥地,有着独特的象雄文。象雄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都有过交流,被誉为“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在吐蕃崛起前象雄是青藏高原上一个强大的国家,吐蕃日渐崛起之后象雄末代国王李迷夏曾迎娶松赞干布的妹妹赞蒙赛玛噶,后来两国关系破裂导致松赞干布以妹妹赞蒙赛玛噶失宠为由率军于642年讨伐象雄,用三年时间攻灭了象雄。关于象雄的地理位置,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域,只能确定大致的方位: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是为上象雄;东至今昌都丁青是为下象雄;横贯藏北的尼玛、申扎一带是中象雄。象雄王宫就建在当惹雍错湖边。象雄王国遗址位于西藏那曲尼玛县文部乡办事处不远的穷宗,这里的大片遗址即是象雄都城之所在。事实上青藏高原出现的最早的文字并不是如今藏族同胞使用的藏文,而是象雄文。青藏高原本土原生宗教雍仲本教最初的经典都是使用象雄文,尔后才翻译成藏文,今天有些雍仲本教寺院的藏书中还有一些象雄文和藏文对照的本教经文及两种文字对照的词汇。
在今天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南木林县一带曾存在过一个同象雄、吐蕃并立的古国。据《隋书》记载:苏毗“人有万家”,由此可见隋朝时期苏毗已是有户逾万的大国。苏毗的崛起甚至一度切断了象雄王室与东部象雄(多康地区)的联系。苏毗国内实行女王与小女王的共同执政,因此也有说法认为苏毗就是《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原型——当然历史上苏毗国有女王,但不代表没男性,只是可能苏毗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状态之下。苏毗女王达甲吾在位时颟顸昏庸,骄纵暴戾,大臣念·几松上言劝谏,反为达甲吾所逐。念·几松于是暗中策划杀死了达甲吾,转而投奔小女王墀蚌苏。达甲吾死后墀蚌苏成为苏毗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重赏前来投奔的念·几松,念·几松也渐生骄心。与此同时念·几松的家人也得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其中尤其以念·几松的妻子最为恣意妄为,激起了苏毗国内巨大的民怨。最终内忧外患之下的苏毗被吐蕃征服。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派兵与新罗联合灭高句丽,此后为了防止高句丽政权复辟并有效控制高句丽遗民与临近的靺鞨、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唐朝又强行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徙居辽西营州(今辽宁朝阳),在这群迁徙的粟末靺鞨人当中有一个叫大祚荣的小孩,此后他在营州生活了近30年。营州是当时唐朝(武周)东北的中枢重镇,除了大祚荣所属的靺鞨人以外,还生活着高句丽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问题突出,极易发生动乱。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叛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是为“营州之乱”。事发后武周女皇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被击败,其后周军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697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李楷固等投降,营州之乱平定,武则天改元“神功”,以示庆贺。当时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职。李尽忠失败后,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率营州靺鞨部众东奔辽东。武则天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分别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于是武则天命令契丹降将李楷固等追击,斩了乞四比羽。此时乞乞仲象在逃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立,率所部继续东奔。武则天派李楷固前往讨伐,穷追不舍。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天门岭之战为大祚荣率领的东奔队伍赢得喘息时间。698年(圣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攻入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说在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建立政权,并以尊称“da(古通古斯语,即酋长)”,自创其姓大氏,自称“震国王”(一作振),是为渤海立国之始。从大祚荣建国的过程来看:自营州东奔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其东奔队伍的构成则是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次之,并夹杂有少量的汉人、契丹人等。这些人就是渤海立国的基础。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5000(一说2000)里,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705年唐中宗复位,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接受招抚,向唐朝称臣,并遣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侍,留为宿卫。唐朝准备进一步册封大祚荣,但“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故册封一事暂时搁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寺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遂成为其新国号。崔忻将其册封大祚荣的事迹刻在都里镇(今辽宁旅顺)的一块石碑上,即“唐鸿胪井碑”,成为见证唐渤关系的重要物证。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唐玄宗追赠其为特进,并遣使吊祭。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虽然也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但更注重自主性,不用唐朝年号而“私改年曰仁安”,并且“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大武艺即位后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征服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东北诸夷”,特别是他对黑水靺鞨的战争,更是触及唐朝的利益。黑水靺鞨自722年开始归顺唐朝,726年唐玄宗以其地设立黑水都督府,并派遣长史监领。大武艺闻之大怒,认为黑水靺鞨私自通唐是要与唐夹攻自己,于是派弟弟大门艺与舅父任雅发兵征讨黑水靺鞨。大门艺害怕得罪唐朝,反对出兵,但大武艺一意孤行,演变成一场冲突,最后大门艺出走唐朝避难。此后围绕大门艺事件,唐渤矛盾逐渐加深:727年大武艺派人东渡日本,试图结援日本以对抗唐朝、确保安全,此外亦与契丹结盟。完成准备后大武艺于732年水陆并进侵犯唐朝:水路由张文休率海盗直取登州,杀死刺史韦俊;陆路由大武艺亲率大军至马都山(今河北东部)一带,屠戮百姓。唐朝将领乌承玼、盖福顺等奋力抗击渤海入侵,新罗、黑水靺鞨、室韦亦发兵助唐,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在此期间,大武艺为打开局面,曾派人至洛阳行刺大门艺,但未能得逞。大武艺也意识到不能继续对抗唐朝,于是派大诚庆赴唐谢罪,唐玄宗下敕书予以赦免。其后大武艺撤兵,并送还唐朝俘虏,唐朝亦对其进行赏赐,唐渤关系终于恢复。737年大武艺去世,谥号“武王”,其子大钦茂继位,是为渤海文王。大钦茂在位56年之久,期间渤海国势蒸蒸日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进入了高峰阶段。大钦茂大兴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设五京及府、州、县的建制,完善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大钦茂在位时,渤海农耕经济发展,并加强了与唐朝和日本的商业贸易,其间遣使入唐49次,出使日本12次,访问使团不仅次数多,规模也大。在文化上大钦茂在即位第二年就派人入唐抄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其后又多次派子弟前往唐朝学习。对外方面大钦茂继续保持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在安史之乱期间未贸然卷入,而是采取迁都上京以防叛军侵入、加强与日本联系等措施。762年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便下诏升格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正一品检校太尉,作为对渤海的褒奖,使渤海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大钦茂与日本亦往来频繁,不仅12次派使访日,而且日本也在758年首次派小野田守等人出使渤海。大钦茂虽对唐称臣,但对内使用自己的年号(大兴、宝历),甚至使用“皇上”、“圣人”等称呼。大武艺以来的自主政策得以继续维持下去。793年渤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其后20多年间,渤海一度进入中衰时期,先后更换了废王大元艺、成王大华玙、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义、简王大明忠等六代国王,其间政局动荡,屡有宫廷政变发生,废王大元艺即为国人废黜并杀死,大华玙、大元瑜、大明忠等亦可能因政变而即位或死亡。 818年大祚荣之弟大野勃的玄孙大仁秀即位,是为渤海宣王。大仁秀以后,渤海国势中兴,并步入全盛时期。宣王大仁秀重在武功,他曾大破新罗,迫使新罗退至浿江(今大同江)筑长城三百里;同时向北征服其他靺鞨部落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并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靺鞨,将兴凯湖、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于渤海国的控制之下,于其地设怀远府、安远府,故史书记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830年大仁秀去世,其孙大彝震继位。大彝震时期进一步营建上京宫阙,并发展与唐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尤其与唐朝往来最为频繁,大彝震不仅14次派使入唐朝贡,并派遣许多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唐朝也派张建章访问渤海,张建章受到大彝震的款待,回国后著有《渤海记》,详细记录了渤海诸王谥号、年号、官制、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成为研究渤海国的珍贵史料。虽然当今该书已亡佚,但宋朝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内容多参照该书,使渤海的状况能较详细地被记载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渤海诸王的谥号、年号仅在大彝震之前保留,而大彝震以后则失传了。大彝震于857年去世,以后又经历了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
于阗国早在汉代就已立国,是汉代典籍所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其王族本姓尉迟,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就已向中原王朝进贡。在这一时期于阗兼并戎卢、扜弥、渠勒、皮山等国。在西晋时于阗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北魏年间于阗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渐衰。唐太宗贞观年间于阗王遣子入侍唐廷。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请和亲,唐使其属下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婆﹑葱岭五国作为聘礼。贞观二十二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唐朝罢四镇。上元元年(674年) 安西四镇复归于唐朝。于阗王伏阇雄击走吐蕃,亲自入唐,唐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辖6城等10羁縻州,任命伏阇雄兼都督。仪凤三年(678年)吐蕃进占安西四镇。仪凤四年(679年)崔知辩击吐蕃,唐朝占安西四镇。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之乱(684)以后有意笼络人心,显示其“ 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故下令放弃安西四镇。687年-689年,吐蕃趁机进占安西四镇;武后长寿元年(692)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等率军击破吐蕃,收复四镇。唐玄宗天宝年间于阗王尉迟胜入唐,唐玄宗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安禄山起兵叛乱,尉迟胜自率兵赴中原之难,安史之乱平定后尉迟胜终老长安。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唐授于阗王尉迟曜兼四镇节度副使,并管理本国事。他率领当地民众与唐镇守军一起戍守于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北庭的西州例外,公元792年吐蕃占西州,完全占领北庭),并占领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之后几年吐蕃占据安西其他三镇,没有资料能说明吐蕃开始占据安西其他三镇的确切时间。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势衰,于阗趁机获得了独立。9世纪末叶于阗开始和张议潮在敦煌创建的归义军政权交往。在这一过程中国王尉迟婆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912年正式登基自称“唐之宗属”的他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唐朝国姓李氏,给自己取了一个汉语名字——李圣天。李圣天深受汉文化影响,面对吐蕃和西部的大食的威胁,他选择和敦煌的汉族归义军政权结盟——后梁贞明六年(920)归义军的实权旁落长史曹议金手中。曹氏统治敦煌期间和于阗的关系更加密切:两地使者、僧侣来往不断。曹议金把次女嫁给于阗王李圣天为后,李圣天第三女又嫁给曹议金之孙曹延禄为妻。所以在敦煌莫高窟不仅有李圣天画像,还有“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像以及“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像。可见于阗国与沙州政权不仅是政治上的结盟关系,而且也在血统上结成了亲缘关系。李圣天不仅同河西的归义军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有着频繁的交往:后晋天福三年(938)于阗国王李圣天派遣一个很正规的使团,由检校太尉马继荣为正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副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为监使,到达后晋都城汴京(今开封),向国主石敬瑭进贡,贡物有红盐、玉石、白氍、郁金香、牦牛尾等名贵土特产品,表示归顺之意。晋朝对于阗国主动归属十分赞赏,封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封张再通为卫尉卿,吴顺规为将作少监。为了向于阗国表示友好,晋朝于同年派出回访于阗的使团,供奉官张匡邺为鸿胪卿,彰武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出使于阗并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后晋使者高居诲出使于阗时发现这里仍沿袭唐代行政制度——都城建筑民风更是一派东胜风范、中州景象。高居诲也见到于阗境内还有一些吐蕃族篷帐。吐蕃人常与于阗人互相劫掠攻击。李圣天在晋朝使者面前,对吐蕃颇有责诮之言,并要求与晋朝订立联合对抗吐蕃的盟约。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建立了北宋王朝后一直渴望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于阗王李圣天,闻之欢呼雀跃、不胜欣喜。立即派使前往开封,向宋太祖表示祝贺和归属之意,并进贡了玉圭、玉匣、玉枕等物。这时的于阗除了盛行佛教,一部分回鹘人还信奉摩尼教;所以于阗的摩尼师也向宋朝进献了琉璃瓶、胡锦等物。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来往频繁。特别是宋朝中原僧侣道圆从于阗回国,于阗僧侣善名、善法等纷纷到达宋朝,不仅加强了两地佛教文化的交流,而且也都带有一定的政治使命。如道圆回国时就与于阗使者同行,善名、善法赴宋朝时,带来了于阗宰相致宋朝枢密使“求通中国”的书信。这说明当时于阗佛教仍很盛行,在政治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于阗王还派其子多次赴朝,贡献方物,沟通与中原王朝的联系。
公元840年黠戛斯人出兵击破回鹘汗国,由此开启了漠北回鹘部族西迁的历程。其中有一支西迁的回鹘部族在葱岭一带(今帕米尔高原)创建了一个地方政权——这个政权被称之为喀喇汗王朝,也有将其翻译为黑汗王朝的。传说喀喇汗王朝的开国者是毗伽阙·卡迪尔汗——他建牙帐于楚河上游的巴拉沙衮,号称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境内的布拉纳城)。喀喇汗王朝早期领土仅限于七河地区,以后又归并了伊犁河谷、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地区。毗伽阙·卡迪尔汗去世后长子巴兹尔继承汗位,为阿尔斯兰汗,治巴拉沙衮;次子奥尔古恰克称博格拉汗(卡迪尔汗),治恒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奥古尔恰克时期,同波斯萨曼王朝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公元893年萨曼皇帝伊斯玛仪·本·马赫穆德攻破恒逻斯,奥古尔恰克的1万名战士阵亡,他的妻子和1.5万人被俘。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继续同萨曼王朝进行斗争。奥古尔恰克曾经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游牧部落的传统,在其兄巴兹尔死后续娶他的妻子并收留了兄长的儿子,此人就是后来喀喇汗王朝第三任大汗萨图克·博格拉汗。为了和萨曼王朝斗争,奥古尔恰克庇护从河中地区出逃的一位王子纳赛尔·萨曼尼,让他住在阿图什。萨图克在此人的劝导下,皈依伊斯兰教,秘密发展自己的力量。巴兹尔去世没有传位于其子,而传位于其弟奥尔古恰克。奥尔古恰不欲帝位按传统传给侄子也就是巴兹尔之子萨图克。因此萨图克在河中地区伊斯兰教圣战者的支持下,打败并杀死其叔父奥古尔恰克,夺取了政权,称博格拉汗。不久他在穆斯林信徒的支持下从萨曼王朝手中夺回恒逻斯,随后攻占巴拉沙衮,基本确立了对塔里木盆地西部、费尔干纳地区和七河流域的统治。受萨曼王朝穆斯林的影响,萨图克早年就归信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并且在其影响下属下信教一些王室成员也改宗伊斯兰教。萨图克由于改宗伊斯兰教而得到了汗国西部穆斯林及本国穆斯林的支持,实力大增,因此引起叔叔奥尔古恰克的警惕。随着实力的增加,萨图克也有了夺回帝国的野心:公元915年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古拉姆近卫军以及萨曼王朝穆斯林的援助下,他以武力从信仰萨满教的叔父手中夺取了政权。夺位之后萨图克自称苏丹·萨图克·博格拉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国内推行伊斯兰教。并且按波斯伊斯兰国家模式建立了伊斯兰教法统治,创建官僚队伍与管理机构,设立宗教法庭,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宗教学者队伍日益扩大,寺院经济大量发展。萨图克去世后其子穆萨(巴依塔什)继位,称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萨图克的次子、木萨的弟弟苏莱曼治巴拉沙衮。在苏菲派教士的帮助下,穆萨实现了王朝的伊斯兰化。公元960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20万帐突厥人入教。从此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突厥语民族伊斯兰王朝的历史。萨图克·博格拉汗夺位之后立即采取了几项措施用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其一放弃传统的贵族世袭官制,采用军功授官方法;其二取消将王朝领土作为家族财产分封的做法;其三废除由旧贵族主导的地方政治,改为由大汗派出的机构与官僚,由汗室与中央统一管理。但却为驻巴拉沙衮的顽固派贵族所反对。萨图克即对顽固派用兵,打败了顽固派贵族集团,一统王朝。在统一内部之后萨图克·博格拉汗立即把矛头针对境外:第一个目标便是西部的萨曼王朝——之前在奥尔古恰克时期萨曼王朝于893年夺取了喀喇汗王朝的重镇怛罗斯,迫使奥尔古恰克将政治中心迁至喀什噶尔。萨图克出兵萨曼王朝,一举收复怛罗斯。喀喇汗王朝并没有停止对萨曼王朝的用兵,但由于此时的萨曼王朝十分强大,所以喀喇汗王朝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十世纪末萨图克·博格拉汗之孙哈仑·博格拉汗驻八剌沙衮,阿里·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此时的喀喇汗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实力大为增强,而萨曼王朝由于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而逐渐趋于削弱,在这种有利条件下阿里·阿尔斯兰汗与哈仑·博格拉汗率领15万大军进军河中地区,喀喇汗军队所向披靡,于992年攻陷其都城布哈拉。不久。博格拉汗·哈桑身染重病,锡尔河下游的土克曼人也向喀喇汗王朝的军队进攻,于是他决定撤军,死于返回巴拉沙衮的途中。喀喇汗王朝的乌兹干统治者阿尔斯兰伊利克(狮子王)纳赛尔(阿尔斯兰汗阿里之子)继续博格拉汗·哈桑征服河中地区的事业。999年他联合今阿富汗境内的另一突厥王朝——加兹尼王朝(962~1186)的君主马赫穆德共灭萨曼王朝,俘虏皇帝马利克二世,从此喀喇汗王朝据有阿姆河以北中亚地区。纳赛尔在布哈拉留置总督后,也返回自己的封地首府乌兹干。与此同时喀喇汗王朝还以圣战之名对东方的于阗王国发起进攻——喀喇汗王朝以圣战为号召取得了西亚穆斯林的大力支援;而于阗则获得了高昌回鹘、归义军、甘州回鹘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原的宋朝也在名义上表示支持于阗,但由于此时宋、辽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并未对于阗提供多少实质性支持。1004年喀喇汗王朝灭于阗国,和田地区尽为喀喇汗王朝所辖,不久喀喇汗王朝同自己的同族兄弟——高昌回鹘发生战争,喀喇汗可汗阿赫马德·托干汗率军数次击败高昌回鹘,此时的高昌回鹘也拥有强大的国力,并与辽朝保持着友好关系,面对喀喇汗军队的进攻,高昌回鹘在组织武力抵抗的同时,也在策动游牧民族夹击,在辽国的默许之下来自蒙古高原的3万帐(一说30万帐)“异教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契丹人,以及尚未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大肆进入喀喇汗王朝的边境,阿赫马德.托干汗击溃了这些游牧部落的侵袭,并将他们牢牢地拴在阿力麻里、叶密立等地的草原。喀喇汗王朝在皈依伊斯兰教并战胜于阗和高昌回鹘后仍尽力保持着中国王朝的特色——喀喇汗王朝的可汗自称“桃花石汗”并将这一称号印制在其货币之上,除此之外可汗有时也自称“秦之王”及“秦与东方之王”——这两个名号的中国意味就更浓了。而在喀喇汗国自己编写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解释道:“秦”是由桃花石(宋)、契丹(辽)和喀喇汗国三部分组成,由此可见在喀喇汗国在心理认同上是认可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这再次充分证明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6. 唐朝开国皇帝身上有鲜卑血统?
感谢邀请。
第一点,历史文化认可
在中国正统的文化里,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论宗族,从来就是以父系论,而不是以母系来论。
中国古代的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母系论,那不是乱套了吗?
所以,李氏唐朝虽然居住在陇西那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岂止是有鲜卑血统,恐怕,其他胡人的血统也是有的。
但终究,血统是以父系来论。
第二,自身认可
大家所知道的,李渊的母亲是独孤氏,是鲜卑贵族 ,便有人说李唐是少数民族政权。
但是,李渊的先祖却是地地道道的汉族。
他的祖先的名人从道家的李耳开始,西汉李广,李暠,唐国公李虎,唐高祖李渊。
《旧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说:“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
从骨子里,他是瞧不起那所谓的戎狄的。他骂戎狄,就是以大汉族自居。
所以,他自认自己是堂堂正正地地道道的汉族李氏。
不仅李世民,李唐所有的皇帝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汉人。
至于娶几个少数民族媳妇,那根本不会乱了自己的血统。
李唐王朝618年从李渊开始到907年朱温篡唐结束,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
中间有个李氏的媳妇武则天建立大周。由于时间短,而后又回归大唐国号,也由于武则天特殊的身份,历史上也就把它归于唐朝。
第三,之所以有李氏唐朝是胡人政权的说法,纯粹就是后来日军侵华时期,为了蛊惑人心,乱放烟雾弹而已,不必在意这苍蝇嗡嗡响。
他们的意思是,你们所说的大唐荣耀盛世,都不是你们汉人建立的,有什么好吹嘘的。
当然,现在看来,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追究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
汉族的儒家文化包容性极强,最初的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族统治,可是,最后反而被汉族同化了。
就像达尔文进化论说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如此,文化何尝不是如此。最后的大融合,其实就是一种优秀文化的自然选择。
所以说,现在说李唐是少数民族政权,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它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中国,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大家庭。
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后人也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
7. 吕雉独女鲁元公主下场如何?
吕雉在刘邦死后,把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做成“人彘”,几乎把刘邦的儿子们赶尽杀绝,出手狠辣无比。其实吕雉在嫁给刘邦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操持农务、照顾老小还是非常贤惠的。
吕雉嫁给泗水亭长刘邦时,刘邦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并且还有个私生子刘肥。
吕雉与刘邦婚后不久,相继生下了长女鲁元公主和刘盈。
鲁元公主和刘盈虽是刘邦的嫡子女,但并未得到刘邦的宠爱。
刘邦在发迹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鲁元和刘盈还要跟随母亲吕雉下地操持农务。
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后,即离开妻小。直到汉二年,鲁元和弟弟刘盈才与父亲刘邦团聚。
这一年,项羽率师齐地平叛田荣,刘邦乘虚占据楚都彭城。项羽闻讯后,杀回彭城,大败刘邦。刘邦只剩数十人马,侥幸逃出生天。
项羽一气之下,追杀刘邦在沛县的家人。刘邦的家人在逃亡中失散,刘邦的妻子吕雉和父亲刘太公被项羽的军队擒获,而女儿鲁元和儿子刘盈则与刘邦的人马相遇,与父亲团聚。
但这次劫后重逢,并没有给刘邦带来惊喜,反而差点要了鲁元姐弟俩的命。
在逃亡中,刘邦为轻车快进,逃离险境,三番五次将鲁元姐弟推下马车,幸亏滕公夏侯婴于心不忍,将姐弟俩又抱上马车,恼怒的刘邦甚至多次要杀死夏侯婴。
刘邦把自己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置亲生儿女于不顾,这不能不说刘邦是何等得自私了。
所以,日后吕雉母子对夏侯婴非常感恩。刘盈即位后,特赐与夏侯婴一座皇宫附近的府第,以示恩宠。
吕雉在项羽处被扣押了两年后,终于在项羽和刘邦鸿沟议和后,被项羽释放,与分别七年的丈夫刘邦重聚。
可是,这时的刘邦已有新欢戚夫人,并且已与戚夫人生育一子刘如意。
戚夫人年轻貌美,而历经苦难的吕雉已红颜不再。陪着刘邦四处征战都是戚夫人,而吕雉则沦为留守。
戚夫人生育的刘如意得到了刘邦全部的父爱,而鲁元姐弟俩还是一如既往地得不到父亲的疼爱。刘邦甚至想废掉刘盈的太子之位,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新的太子,只是由于大臣们的极力反对才作罢。
而鲁元也差一点被刘邦和亲匈奴,远嫁塞外。
汉初,由于匈奴的势力非常强大,大臣刘敬提议以公主联姻怀柔匈奴。
刘邦对鲁元公主本来就无父爱之心,结果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后来,由于吕后的极力反对,更多地是因为刘邦也感觉这样做的话,倍感无面,鲁元这才没有远嫁。刘邦选了一名宗室女冒充鲁元公主和亲匈奴。
刘邦对女儿鲁元公主毫无感情,连带着对女婿赵王张敖也不待见。
汉七年,刘邦班师回京路过女婿张敖的封地赵国。
张敖对老丈人毕恭毕敬,甚至还把自已的美人赵姬献给了刘邦。
但刘邦对张敖颐指气使,并且毫无礼节地坐姿不雅,对张敖骂骂咧咧。
这令张敖的父亲张耳留下的老臣赵午、贯高等对刘邦非常不满,并瞒着张敖,决定刺杀刘邦。
汉八年冬,刘邦平叛韩王信后班师回京,途经赵国柏人。
贯高等人决定在此地刺杀刘邦。但由于刘邦临时变卦,没有留宿柏人,因此,这次刺杀行动流产。
但在次年,这次刺杀行动被贯高的仇人告发。张敖、赵午、贯高等人都被刘邦缉拿。
由于贯高力证张敖并没有参与此事,在吕后的斡旋下,张敖才得以释放。
张敖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还是受此案牵连被拿掉了赵王的位子,改封宣平侯。
在拿掉了张敖这个异姓王后,刘邦随手将赵王这顶王冠赐给了他最宠爱的儿子刘如意,此时刘如意只有十岁。
鲁元公主与张敖育一子张偃、一女张嫣(一说为鲁元公主继女)。张嫣十岁时,又成为外祖母吕后巩固权势的牺牲品。
汉惠帝刘盈即位后,吕后为了亲上加亲,册立鲁元公主的女儿、十岁的张嫣为皇后。
外甥女嫁给自己的舅舅,这桩不伦的婚姻令惠帝痛苦而又尴尬。
鲁元公主自然对母亲的决定深感荒唐,而面对强势的母亲,柔弱的鲁元公主又能为女儿做些什么呢?只有唯吕后之命是从罢了。
鲁元公主对婚后的张嫣非常挂念,在皇帝弟弟面前经常询问张嫣是否过得开心。从中,也流露出鲁元公主深深地无奈。
此后,小小年纪的张嫣被吕后所操控,成为吕后权谋争斗的一枚棋子。
由于张嫣久未怀孕,吕后便将其他妃子所生的男孩谎称为张嫣所生。
惠帝在二十三岁去世后,吕后立张嫣的养子为帝,自己操控实权。
在惠帝死后的次年,鲁元公主也悄然离世。鲁元公主比惠帝年长几岁,离世时也应该是很年轻的。
吕后狠辣强势,而作为她的女儿的鲁元公主却非常端庄柔弱,如同她的弟弟惠帝一样仁慈。
鲁元公主少时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却遭到父亲刘邦的弃杀,幸得夏侯婴相救。成年后,又险被父亲和亲匈奴。
可以说,刘邦无论在发迹前还是在称帝后,对鲁元公主几乎是无视的。
母亲吕后对鲁元公主是极为疼爱的。但这种疼爱也不敌诱人的权势。
吕后将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嫁给惠帝刘盈,这也造成了张媽一生的悲剧。
吕后死后,周勃等功臣诛杀诸吕,张嫣被迁居北宫,寂寥的生活了十七年之后,三十六岁的她孤独离世。
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弟弟,这桩婚姻对鲁元公主的精神伤害也是至深的。
应该说,鲁元公主虽然贵为刘邦和吕后的嫡长女,身份尊贵无比,但她一生却没有得到丝毫的父爱,强势的母亲又将自己外孙女嫁与自己的儿子,鲁元公主虽尴尬却无力改变。长期的抑郁极大地损害了鲁元公主的健康,这可能也是鲁元公主早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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