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爆料大全网站:黑料社独家猛料-曝光揭秘-忧郁：从灵魂的伟大到无力感
精神病是不是身体被某个实体入侵的后果，就像身体被病毒侵袭一样？它是一种遗传病，还是说是与心理脆弱相关的疾病（心理强的人能够更好地抵御它的入侵）？它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体质弱点？它更多是内因还是外因引起的？这些问题显然对治疗至关重要（让我们能够定义症状、辨明原因、确定疗法）。然而，无论是在科学里还是在哲学中，这些问题又和另一些问题息息相关，因为在人们定义人的内在和外在的过程中，灵魂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结构性存在。这些在医学领域被问及的问题都曾在宗教和道德层面上被讨论过。
在1969年召开的一次专门讨论米歇尔·福柯著作《古典时代疯狂史》的研讨会上，法国“二战”后的著名精神病学家亨利·艾（Henri Ey）指出，“当主体被作为拥有自身结构且具有不确定性的中心，随着它的崛起”，疯癫成为一种疾病，“就这点而言，精神病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个人观念崛起的必然结果”。亨利·艾一语道破玄机：疯癫是一种关乎自由的疾病，当自由的诉求在强调命定的外在环境中无法获得意义和存在理由时，就会发生疯癫。这时的精神病学是在通过将人变成医疗对象而将人从错误的痛苦里剥离出来——用亨利·艾的话说，精神病学是自由的病理学，是生活关系的病理学。一切围绕精神病学和个人性展开的思考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古典时代疯狂史》
精神也可以失常，这种观点的诞生为人们需要新面对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不稳定的）解决方案：当个人自由成为政治取向和权利基础，在医学经历突变、迎来现代化的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将痛苦问题和医学问题分开处理。医学已经来到了病人的床边，对个人的身体进行“饶舌的凝视”（regard loquace）。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代的个人身体是与疾病重合的。要在人们普遍将精神失常看成魔鬼附身的社会环境下，让人们承认灵魂本身也可能失常，就必须拥有一个被净化过且能在自身的神圣剧院展现的身体。而“疾病”这个概念恰恰允许将精神引入身体。疾病是一种生命现象。正如弗洛伊德在1923年写下的一样，占据了灵魂的魔鬼现在是因我们允许“才诞生且存在于病人内心的”“精神造物”。如果说“精神”是“灵魂”的世俗化，那么，它还需要一个身体——一个同样被世俗化的身体，这样才能让破译精神的语法变得可能。
此处，我们看见的是精神病学成为一门介于医学和痛苦之间的学科的过程：它将作为痛苦实体的人，即负有责任的人，转化成了作为医学实体的人，即健康受损的人。这种转化让出现在人身上的一切紧张和压力都变得意义不同。过度忧伤（tristesse）和谵妄不再是与信仰对立的罪过，它们没有违反神圣律法。它们是一种妨碍人之自由的恶。人不再是注定服从的臣民，他因《人权宣言》成为自己的主宰者。
精神疾患意味着人无法对自己的自由负责，疾病属于人的意志或意图无法控制的那部分。疯癫让意识满目疮痍，如同遭受了龙卷风。但疯癫依然是主体，医学能够采取行动影响它。与其说疯癫是理性不可企及的部分，还不如说它是理性的一个极端。格拉迪斯·斯温（Gladys Swain）写道，个中关键在于“将疯癫从人类的边缘地带挪动到人类自身存在的中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建构的，都因包含冲突而不稳定，这让一切试图根据人自身来定义人的企图都变得徒劳无功”。现代人的精神是冲突肆虐的天地，精神也因此成为一个人的核心。精神是从自我到自我的理性距离——它很脆弱。正是这个距离造就了现代主体，让他能在不依赖神学框架的情况下接受律法。
当自我与自我的距离被延伸至最大且最终导致两个自我发生断裂，人会进入疯癫。反过来，这个距离也可以小到让两个自我发生融合的程度。现代人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融合状态：瘾君子。1822年，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指出，鸦片与酒精不同，它提供的不是醉意，因为它“能给人的是一种为判断力所赞同的生命的温暖，它带来的是人在享有原始健康时的身体感受”。它允许“精神重新被其本身覆盖，让这种神奇的疗愈情形发生，它让一切深层的痛苦撕裂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上瘾品是获得绝对健康的手段，而代价则是人受到它奴役，从而催生另一种有损自由的病态。疯子或瘾君子，无论处于哪种情况，我们面对的都是“在人性中摇摆不定的主体”。现代社会为了说明它真正期待的人是怎样的，才在象征层面上援引了这两个形象。疯子的形象出现在民主诞生的黎明时分，瘾君子形象则在民主诞生两个世纪后得到了大量关注。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从精神失常到神经症，再由神经症发展出抑郁症的概念史。
忧郁：从灵魂的伟大到无力感
“理智—丧失理智”的两分逻辑并不能完全定义精神障碍；尤其是它完全没有处理有关痛苦的问题，痛苦关联的是“幸福—不幸”这对组合。如果想让精神异常也能被理解成一种痛苦，而不仅仅被归为丧失理智，一种特有的环境或文明状态是必不可少的。
启蒙运动的世纪是理性的世纪，也是追寻幸福的世纪：理性和幸福是支撑政教分离的两个主要方面，而这种世俗化又是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在那个年代，公共领域逐渐形成，人们在面对与自己平等的其他人时能将私人理性应用到公共空间。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在这样的公私领域里，存在着独立于神权和王权的私人生活。这已被很多文献论述过了。在这些论述里，幸福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幸福提倡的是“关注内心感受……因为无论是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些评价都能让人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与此同时，有关生活不幸的思考也在进行：因为幸福感和不安感总是如影随形。在那个时代，社会能够自我维持的想法正在确立（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人们授权政治机构来管理自己）。除了宗教救赎，人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存在理由：寻找幸福，它被看作人确立自身存在的途径之一。那么，如何实现幸福呢？答案是：仅仅通过社交就行。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能会引导自身走向他人。18世纪时，“人不被认为是单独的存在……人有想要解析他人想法、向他人展示自己天赋的需求，保持个人绝对神秘的做法是不被接受的”。渴望孤独的人全部都是厌世者。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的，这种想法也不被承认——卢梭认为，如果这样的对立开始存在，那必是因为社会的根基不稳。不过，幸福会因激情（passion）而触礁：激情会导致主体过度兴奋，从而突破理性的界限，最终导致沮丧（abattement）和忧郁。
兴奋或沮丧，它们都“滋养艺术，播种愚蠢”。忧郁面临着双重命运。一方面，它被看成天才的特征。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艺术家就被赋予这样的特征，它指向崇高且悲剧的人物，他们的不幸造就了他们的天才。另一方面，当忧郁涉及的是普通人，它就成了一种疾病。不过，忧郁的这两面都让它与西方的自我意识发展史产生了密切关系，因为这两面代表的都是“加剧”（exacerbation）。雷蒙·克里班斯基（Raymond Klibanski）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了这种密切关系：“概述（忧郁）……相当于去书写当代人的感受史。”16世纪初，忧郁“与自我意识的同义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几乎所有杰出人物都被看成真正忧郁之人，或者说他们都曾忧郁过——无论是在他们自己眼中，还是在别人眼中，都是如此”。忧郁的人不会逃避痛苦，他们会肯定它，以它为荣——“我的快乐是忧郁的”，米开朗琪罗如是说。因为做自己而快乐或痛苦，这是忧郁之人围绕旋转的轴心。
18世纪，大脑在对行为的解释里占据了中心位置。当时，忧郁被看成与神经有关（就神经受到刺激而言）。既然灵魂可以堕落，那么大脑当然也可以疲劳：大脑的力量是有限的，它也需要休息和放松，需要音乐和阳光。如果把神经系统看成人与世界关系的仪器，那么，忧郁是一种由禀赋造成的特殊状态，“最常用的解释是，它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一种精神冲击或过度紧张”28。
忧郁在1819年被埃斯基罗尔定义为一种偏执（monomanie）：悲伤、沮丧、厌恶生活，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妄想，在另一些地方又保留着理智。忧郁症患者会被某个偏执的想法纠缠，导致一些症状。它们在后来被精神病学家们称为“怀疑引发的疯狂”或“内疚引发的妄想”。这种特定的疯狂或妄想与作为常态的谵妄有明显区别，后者是躁狂症的特征。于是，没有妄想也能忧郁的想法诞生了：它是一种不会丧失理智却“悲伤且抑郁的激情状态”。由于保有理智，原本疯癫中应该受损的理解力部分没被波及，所以在疯癫的“荧光现象”里可存在孤立的痛苦，也变得可以想象。
这种改变发生在19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期间。精神病学家米歇尔·古列维奇（Michel Gourevitch）将埃斯基罗尔在1810年描绘的一桩忧郁症案例同1838年一份印刷文本中的案例做了比较：1810年时，病人听见坏消息，就会开始发狂；1838年时，她“只是”感到绝望（désespoir）。临床观察在描绘症状时的用词转变可谓相当显著。
从发狂到绝望，标志着理智至上的精神病学缓慢衰落：“从现在开始，人们可以屈服于命运的打击和自身激情的力量，因悲伤而病倒。……器质性疾病被赋予的地位也延伸到心理现象中，这些疾病就是过去所说的精神痛苦。”这个转变慢慢孕育出了人格障碍的概念。忧郁症在正常与病态之间打开了一条新的转换通道：两者不再被一味看成本质不同的两个状态，而被认为有可能是一种连续态，相互之间只是阈值不一样的程度区别。
此外，这种疾病“使心灵痛苦成为疯子精神失常的原因和要素”。对忧郁的重新表述首先出现在比利时的约瑟夫·吉斯兰（Joseph Guislain，1817—1860）笔下，然后是德国的威廉·格里辛格（Wilhelm Griesinger，1817—1868）。他们的论述集中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所有的疯癫都以情绪（humeur）变化为开端；其二，有的疯癫不会出现理智问题，只有情感、心境和情绪会受影响。其中，“情绪”的概念是19世纪50年代随着间歇性疯癫（folie circulaire,躁狂和忧郁状态交替出现，中间被清醒期隔开）的论点传入法国的。间歇性疯癫在19世纪末开始被确定为忧郁症。忧郁症和精神痛苦被完全等同。尽管“抑郁症”的概念要到20世纪40年代才会出现，但萨尔佩特里耶尔（Salpêtrière）的精神病学家儒勒·塞格拉斯（Jules Séglas，1856—1939）早在19世纪末就指出了抑郁症的核心。他在1894年的一堂课上说：“在没有妄想、病人未失去意识的忧郁症中”，“痛苦被简化为一种无力感。精神上的痛苦，令人痛苦的消沉……是忧郁症患者最显著的症状。我甚至想说这就是他们的特征”。被这种疾病侵袭的人“对自己的状态属于病态这点是有意识的，他也愿意做出应对，但他做不到”。就这样，未来精神病学的基础认识之一开始确立：情绪或情感与判断或表征开始被区分。
从与伟大灵魂和天才相连的疾病到情感不幸，这种转变当然也与疯人院里病人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有关，即病人中劳工阶级的数量明显增加。这种情况使得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劳工阶级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悲惨处境成为诸多研究的对象：疯病医生们开始看到病症的“道德原因”。随着疾病的阶级下移，它的崇高性消失了。激进政治家欧仁·佩莱坦（Eugène Pelletan）不是指出过吗，“疾病，对俗人来说不过是腐烂，而在伟大的思想追求者们的身上，就变成了崇高的自然秉性”？
是脊髓的条件反射还是意识？
如果忧郁引发的是情感和表征之间的分裂，那么条件反射的概念构成了意识去中心化的一个维度。条件反射既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运动。但长期以来，科学感兴趣的对象是运动的那面。正如乔治·坎吉勒姆（Georges Canguilhem）专门强调的那样：“尊严的本质是命令的力量，是意志。因此我们要注意区分哪些是（非意愿的）动物行为，哪些是人类自愿的、理性的表达。”精神痛苦不被认为是医疗的对象，这种想法增强的是对人的尊严的关注：精神痛苦不是疾病。“无论人类遭受的痛苦是多还是少，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科学研究院感兴趣的呢？”马根迪（Magendie）在1947年举办的一场科学院研讨会上谈到痛苦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么说的吗？
鉴于在19世纪中期，人们连身体疼痛都不认为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只存在描述疾病本身的语言，缺乏描述疼痛的语言，那么，自然也不会觉得精神痛苦是问题，不是吗？在当时，身体的疼痛只是伴随疾病到来的症状而已，它仅是让医生得以下诊断的一个指标。那时，精神痛苦也才刚刚在精神失常里被观察到。
看起来我们似乎离“主体”的问题还相当遥远。但事实却是，心灵的世俗化过程与条件反射的生理学有联系。乔治·坎吉勒姆指出：“自愿行为和非自愿行为之间的区别之所以直到现在才变成一个生理学问题，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它们在宗教、道德和法律层面上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在成为一个科学问题之前，它们首先与内疚和责任的问题有关。”区分两种行为是将最具人性意义的行为（勇气、美德等）与哺乳动物共有的简单反应即条件反射区别开。生理学家和疯病医生曾试图将精神活动解释成条件反射的组合，认为人无法控制精神。这种不以大脑为中心的解释在大脑和身体其他部分之间建立了联系。
达尔文生物学对弗洛伊德创立无意识概念发挥过影响，它对弗洛伊德在统一的神经功能概念下研究反射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贡献在今天已经众所周知。除此之外，条件反射的研究本身也开辟了一个“新的主体功能模型”，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是它的一个成果。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在很长时间里曾是一名生物学家，尤其是神经解剖学专家。他曾受到奥地利最优秀的神经学专家的指导［恩斯特·布吕克（Ernst Brücke）和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都是他的名师］。记得这点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成果不但构成了精神领域无意识概念诞生的基础，还促成了一种看待人的新方式。
西格蒙德·埃克斯纳（1846—1926）“以条件反射为基础，形成了……对所有精神功能的一般性解释。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就会发现条件反射其实是一种‘反我思’（contrecogito）。在埃克斯纳看来，人们不应该再用‘我觉得’或‘我感觉’这类说法，而是应该说‘我内心有一种想法’或‘我内心有一种感觉’”。为了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但必须从运动的角度分析条件反射，还要将反射理论引入感觉，即心理。这种视角下，非意志的运动成为一种自动行为，即不为思想所察觉的行动。反射弧的研究使“精神”（psyché）得以在“脊髓中”找到一席之地。所以，在19世纪中叶，研究者发展出综合了神经功能的综合概念，不再认为行动只与大脑有关。有了这个概念，认为人有两个层次的观点便顺应而生：一个是低级但古老的低层次，它是动物性的，是下意识的；另一个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高级层次，它包含了更多意愿性，但组织性更差。高级层次的混乱会破坏低级层次的组织性，导致出现精神疾病。20世纪的大部分器质论精神病学说都借鉴了这个观点（在法国，亨利·艾表现得最为突出）。当然，大脑生物化学的发展最终会消除这类观点的科学基础。
不管是对是错，传统上，主体的痛苦没有被等同于病人的痛苦。要使痛苦被正视，就必须建立一种语言，让痛苦不但能够被陈述，而且还能被理解：痛苦的语言必须能在公共空间被使用和分享，才有可能作为私人经验被述说。疯子是人，这点无人质疑。但在那个年代，疯子依然被看作丧失权利的人、存在缺陷的人。就我们考察的问题而言，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疾病本身——对疾病本质的看法远比对病人的看法更重要。看见且处理（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将病人当作主体来对待。疯人院里的穷人们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把他们当作主体还需要社会取得更大进步。然而，在开明医生处就诊的资产阶级顾客们在当时就已经享受了这种待遇。因为对于这个社会阶层而言，精神失常在很大程度上不被认为影响公共秩序。
本文节选自《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法]阿兰·埃伦贝格/文、王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5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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